viewfinder : find a view －「應該選那一張照片？」
近日美國黑人青年Mike Brown被警察射殺在Ferguson當地社區引起牽然大波，事件當中影像擔當一個重要的角色，我們對傳媒使用死者和傷者生前的照片報導見慣不怪，因為傳媒總需要利用頭像簡化一個人，一個沒有頭像的人難以使觀眾留下印象，然而，當中是否只是隨便一張相片這麼簡單呢?

美國NBC新聞報導時使用Mike Brown身穿籃球背心並做出不知明手勢的照片作為頭像，據說照片是記者從Mike的社交平台下載，也許大家覺得這樣處理沒有大問題，因為這正是Mike在社交網站的頭像，但我們都不認識肇事青年，我們對他的印象建立源於第一印像，那就是新聞報導上的第一張頭像照片。我們都不能抵賴，我們不是從樣貌、衣著、動作和背景去判斷人和事件，如果那照片展示的是身穿名牌恤衫和舉止優雅的黑人的青年，也許我們在新聞報導內文前已經覺得青年無辜，若他衣著普通和打著不知明的手勢，我們多多少少都影響對他的印象。

「#IfTheyGunnedMeDown」(如果他們槍殺了我)，是網絡上的青年在Mike Brown被殺後，以自選的個人照片去反擊新聞界選用當事人照片報導的慣例，青年上傳身穿正式服裝或反叛的衣服，在鏡頭前擺動不同的動作製造形象，這種自我製造本身已經有虛假不真實的意味，但這種抗議式照片還是有其價值，因為當中隱含著抗議警權和反抗身份塑造的意義。

肇事青年被槍殺影像改變城市當中的匿名性，使互不相識的陌生市民連成一線，共同將生活的不滿轉化為對抗種族歧視的使命。當中所憑藉的不是傳統媒體的相片，而是透過無所不在的手機攝影，Twitter上流傳數以千計Ferguson的暴亂相片，市民互相合作奪去傳媒掌控多年的單一角度展示，也突破印刷媒體照片數量的限制，全日24小時所有不同的角度都有人在拍攝和上傳，然而若說社交平台帶來的新影像革命能摧毀新聞攝影，卻似乎還有一段距離。上千上萬的照片充斥各大社交平台，我們在圖片中看到憤怒、看到暴力、看到寬恕，但我們無從入手，我們無法從社交平台整理出事件的脈絡和發展，看不到事前的因、也看不到事後的果，我們在千萬張照中浮沉。

一張好的新聞照片是事件的濃縮、提煉和升華，這就是為什麼圖片編輯每天都要絞盡腦汗、萬中選一地揀選一張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照片放在頭版。頭版照片不單是視覺的考慮，還牽引背後的價值和理念，不同的選擇帶來不同的報紙面貌，最顯而易見的例子是反戰派與好戰派傳媒的圖片選擇。

上世紀傳媒具有驚人的影響力，一張使用得宜的照片，除了可影響整個民權運動是否成功，其影像更可成為一整個年代的代表作。好像美國的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伯明瀚活動」(Birmingham campaign)，最為人熟的影像，包括60年代最有影響力雜誌《Life》刊登的由攝影記者Charles Moore拍攝的一張照片，圖中的可見消防員以水炮驅散沒有反抗能力的示威者，標題為”They Fight a Fire That Won’t Go Out” (他們撲滅的火不會熄滅)。好照片加上好標題，為整個民權運動揭起高潮。另外一張具影響力的照片，要數紐約時報；美聯社攝影記者Bill Hudson，拍下了黑人示威學生 Walter Gadsden被警察的犬隻咬住胸口的一刻，令人質疑警察使用過度武力。

這兩張照片，激發起美國的大多數人對人權運動投以同情和支持，緊隨而來的民意，促使美國的民選總統不得不下令重新檢討使用警犬的手則和鐵腕對付示威者的命令，民間的壓力和政府的回應均為當地的民權運動帶來正面的脾益。

一直擔當香港新聞攝影界橋頭堡的老牌英文報章，近年經常以沒有特色的大場面相片報導影響香港重大的新聞事件，除了是對前線攝影記者的羞辱，更是愧對香港的歷史，數十年後，沒有讀者希望千辛萬苦找到的舊新聞，卻只查看到一張人山人海的高位照片。圖片編輯的工作不只是隨便選一張照片那麼簡單，即使只是肇事人的頭像照也隱含角色身份和文化象徵，香港擁有出色的攝影記者，我希望圖片編輯不要放棄自己的權力和智慧，選擇出最好的照片，為香港留下真實的歷史印記。
（作者為香港攝影記者協會主席）

圖：網上圖片
文：蕭文超

原文載於2014年8月31日 《明報》星期日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