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傳媒的人一定學過The pen 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這句話,出自英國作家Edward Bulwer-Lytton舞台劇Richelieu的台詞,文字的力量及其影響力有時的確比一把劍對他人造成更大的傷害。傳媒人以此為警惕,新聞報道要中肯,過得自己過得人,良心似乎是記者這個職業的必要條件之一,否則弄筆桿子為權力機關作宣傳喉舌,淪為政治工具則萬劫不復。然而在人人攝影和社交媒體大行其道的年代,恐怕我把句子改成The camera 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相信沒有人會反對。
柯達公司始創人George Eastman曾經說過:「We were starting out to make photography an everyday affair, to make the camera as convenient as the pencil.」現今還會用鉛筆的人,除了莘莘學子外,相信已經寥寥可數,但每人擁有至少一部具拍攝功能的智能電話則毫無懸念。外國一個走火警告標語寫到:「In case of fire, please leave the building before posting it on social media.」可窺見現代人沉迷社交媒體的程度。
紀實攝影從事實與真相出發,講求真實性、歷史記載性,是真實事件的直接呈現,紀實攝影一旦脫離「真」的這個字,意義就大大打了折扣。曾擔任Sunday Times編輯的英籍記者Harold Evans曾經說過:「The camera cannot lie, but it can be an accessory to untruth. 」這句說話放在今天的社會實在是當頭棒喝。攝影記者作為紀實攝影的中堅分子,除了關心能否拍到好的照片之外,最緊張的就是聲譽,一旦從事弄虛作假「篡」改照片,名聲臭了就等於事業生涯的終結。故此老牌傳媒向來對員工的職業操守有嚴格要求,貞節牌坊等於搵食架生,這條底線毫釐不能退讓。
攝影記者操守指引
美國國家攝影記者協會(National Press Photographer Association)的網頁上載有操守指引,香港攝影記者協會亦有制定類似指引供行家參考,其目的在於鼓勵攝影記者時刻以最高專業水準為依歸,在社會中擔任如實紀錄歷史的角色。其中一條指引是這樣寫的:Be complete and provide context when photographing or recording subjects. Avoid stereotyping individuals and groups. Recognize and work to avoid presenting one’s own biases in the work.
【明報專訊】「一張照片勝過千言萬語」是我們經常聽到用來讚美優秀攝影作品的句子,以字面理解就是指一張照片中承載的信息非常豐富,帶人神馳萬里,言不盡意,只能神會。眾多攝影種類中,紀實攝影的存在本身就有說明事實的需要,故較着重照片內的信息傳遞(carry a message)。這類照片本身的拍攝動機或多或少要「說明環境」,雖然應用在不同範疇中有不同的差異,但當中的「說明」能力卻是必須具備的條件,否則稱不上紀實攝影。
1963年越南僧人釋廣德在街頭自焚的圖片震撼整個西方世界, 美國總統甘迺迪曾評語這照片是:「No news picture in history has generated so much emotion around the world as that one.」(網上圖片)
【明報專訊】今年三月的一個尋常星期日下午,我在餐廳啃着難吃的午飯,百無聊賴地翻着Post Magazine虛度 間,突然翻到一輯名叫Zone of Absolute Discomfort的圖輯,冰冷色調的連環圖將我從濕熱的香港帶到俄羅斯境內最北的境域。我以為《罪與罰》裏面拉斯克尼科夫坐牢的西伯利亞已經是人類生存的極限,現實中卻有人在比西伯利亞更北的地方抱着酒瓶等待世界末日。帶着我眼球旅行的攝影師名叫金峰,他生於香港,曾就讀於喇沙書院。
當我看着照片裏的人「畫着」猶如時尚潮流般的smoky eyes*、在風雪連天的極地赤着身子用雪拍打身軀*、在廢墟般的破房子裏喝酒吸煙,我的意識裏只有stunning這個形容詞配得上我對這組照片的印象。當時我不能理解為什麼會有香港人跑到世界的盡頭去做這樣的題目,更想不通他怎麼可以完成整個計劃,直到前兩個星期金峰回來香港並與我們分享了他的攝影歷程。我想,「Zone of Absolute Discomfort」不止是形容那個糟糕地方,更描寫了獨立攝影師的心境實况。
近年全球都興起追求使用大光圈鏡頭以達至照片四角微微失光的效果,這使照片看起來更有戲劇性、光學上更立體,增加視覺吸引力,我們追問在如此惡劣環境下,金峰是用什麼相機鏡頭拍攝,他的答案是絕大部分時間只是用一台Canon 5D mark 3長期配上一支24-105mm標準變焦鏡。他有充分的理由選擇這類最基本最輕巧的器材,在機械層面來說,雙手在零下45℃的氣溫已幾乎凍僵,換不了鏡頭。再者,保持鏡頭長期裝在同一相機上能防止風雪或水氣進入相機內部。
現年77歲英國著名戰地攝影記者麥庫林(Don McCullin)在展覽分享會上談到他對戰爭照片的厭惡到了無法忍受的地步,「At the end of the day, after years and years of assuming you can steal the pain of people in your pictures and the suffering of soldiers, civilians and starving children and dying children that drop dead in front of you, you have to suffer the shame of memory and then you have to somehow live with it, sleep with it, understand it without trying to become insane」,他對戰爭新聞照片之於改變世界到底有何作用提出大力質疑,更表示不想再看到攝影記者為拍得震撼的照片而命喪戰場。然而在越戰時擔任《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圖片編輯的John Morris則用艾迪‧亞當斯(Eddie Adams)的照片提出相反意見。
#MP91503
亞當斯的「西貢槍決」為他帶來了普立茲新聞攝影獎,1968年他跟隨一名南越警上尉貼身採訪拍攝,在西貢街頭這名警察突然對一名越共疑犯拔出手槍,而亞當斯亦反射式動作隨即舉起相機拍攝。亞當斯當時對此照片不以為然,只不過越戰中尋常一天一名越共疑犯被槍決。然而隨之而來的批評是他為何沒有制止殺人行為,而照片中的警察亦受到相當大的輿論壓力。亞當斯對此感到相當沮喪,他不希望人們只記著這幅相片,更希望世人把眼光放在他另一幅拍攝越南船民的Boat of No Smiles,因為這幅相片後來促使美國政府開放讓超過20萬的難民進入美國,亞當斯為到這幅照片的作用感到欣慰。
Bang Bang Club攝記背後的故事
當然不是每名攝影記者都像亞當斯一樣能從苦難照片中找到撫慰,電影Bang Bang Club以4名攝影記者為主角,講述這4人在南非第一次民主選舉前的3年期間拍攝國內種族衝突,當中的經歷或許可以讓普羅大眾窺探一下戰地攝影記者的生活和照片背後的故事。最為人熟知的Kevin Carter因拍攝「蘇丹的饑餓」獲得普立茲新聞獎,但最後因濫藥及經濟問題自殺;Greg Marinovich在拍攝戰爭中曾經3次遭受槍傷;Joao Silva於1991年開始為《約翰內斯堡星報》擔任攝影記者,記錄南非種族衝突,在2010年拍攝阿富汗戰爭期間失去雙腳。縱使無數名戰地攝影記者為歷史留下了人類犯罪的證據,但戰爭仍是日復日年復年地永無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