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ew finder﹕find a view﹕向老照片致敬

原文刊2013年9月15日明報

【明報專訊】報紙上報道大學生在西鐵玩「拉龍」被網民批評幼稚的新聞，提醒我又到了o’camp旺季，每年這時候都會到母校與一眾剛入讀新聞系的學生進行學前輔導，說說做記者的苦與樂。其中一名同學將攝影記者的印象與戰爭畫上等號，問我有沒有去過敘利亞採訪，弄得我良久沒能夠作出適當反應。回想之下，自阿拉伯之春伊始，戰爭類的新聞照片從無間斷，資訊爆炸彷彿令人進入了麻木狀態，人們開始不把戰爭當是一回什麼大事，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攝影記者冒生命危險拍回來的照片又有什麼實質作用呢？

當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美國第一位黑人總統於9月11日在白宮發表全國講話，要求國會支持對敘利亞採取軍事行動的同時，第25屆法國國際新聞攝影展正值展期，歷史上有名的戰地攝影記者的紛至沓來，他們的照片再次成為展覽的主角，提醒我們戰爭的殘酷。

戰爭新聞照真能改變世界？

現年77歲英國著名戰地攝影記者麥庫林（Don McCullin）在展覽分享會上談到他對戰爭照片的厭惡到了無法忍受的地步，「At the end of the day, after years and years of assuming you can steal the pain of people in your pictures and the suffering of soldiers, civilians and starving children and dying children that drop dead in front of you, you have to suffer the shame of memory and then you have to somehow live with it, sleep with it, understand it without trying to become insane」，他對戰爭新聞照片之於改變世界到底有何作用提出大力質疑，更表示不想再看到攝影記者為拍得震撼的照片而命喪戰場。然而在越戰時擔任《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圖片編輯的John Morris則用艾迪‧亞當斯（Eddie Adams）的照片提出相反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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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當斯的「西貢槍決」為他帶來了普立茲新聞攝影獎，1968年他跟隨一名南越警上尉貼身採訪拍攝，在西貢街頭這名警察突然對一名越共疑犯拔出手槍，而亞當斯亦反射式動作隨即舉起相機拍攝。亞當斯當時對此照片不以為然，只不過越戰中尋常一天一名越共疑犯被槍決。然而隨之而來的批評是他為何沒有制止殺人行為，而照片中的警察亦受到相當大的輿論壓力。亞當斯對此感到相當沮喪，他不希望人們只記著這幅相片，更希望世人把眼光放在他另一幅拍攝越南船民的Boat of No Smiles，因為這幅相片後來促使美國政府開放讓超過20萬的難民進入美國，亞當斯為到這幅照片的作用感到欣慰。

Bang Bang Club攝記背後的故事

當然不是每名攝影記者都像亞當斯一樣能從苦難照片中找到撫慰，電影Bang Bang Club以4名攝影記者為主角，講述這4人在南非第一次民主選舉前的3年期間拍攝國內種族衝突，當中的經歷或許可以讓普羅大眾窺探一下戰地攝影記者的生活和照片背後的故事。最為人熟知的Kevin Carter因拍攝「蘇丹的饑餓」獲得普立茲新聞獎，但最後因濫藥及經濟問題自殺；Greg Marinovich在拍攝戰爭中曾經3次遭受槍傷；Joao Silva於1991年開始為《約翰內斯堡星報》擔任攝影記者，記錄南非種族衝突，在2010年拍攝阿富汗戰爭期間失去雙腳。縱使無數名戰地攝影記者為歷史留下了人類犯罪的證據，但戰爭仍是日復日年復年地永無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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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來說，香港自日本侵華以來就一直太平，六七暴動算是最動盪的日子，2005年的世貿會議不過是小菜一碟，縱使如此，攝影記者仍然用鏡頭把香港的歷史記錄下來。新聞教育基金今年2月獲政府批出中環必列者士街街市成立「香港新聞博覽館」，見證香港歲月的老照片就能永久安身立命為我們的歷史作見證。作為傳媒的一分子，我當然樂見事成，惟希望科技發展將印刷傳媒淘汰進入博物館的日子不要太快到臨。

（作者為香港攝影記者協會執委）

文 何家達

編輯 蔡曉彤

原文刊2013年9月1日明報

【明報專訊】伊朗是世界上現存最嚴格執行新聞審查的國家之一，打開當地報章，偶然會發現圖片上被粗糙地塗上厚厚的一層黑色油墨，左一畫、右一筆，通常是剛好遮住了女性的胸口、肩頭和大腿等身體部位，硬生生為圖中女性遮上了她們沒有穿好的「黑色長袍」。圖片被加上了醜陋得像小孩子塗鴉般的「神來之筆」後，照片依然獲准以這樣逗趣方式發行。

　讀者天天看著迷人少女和她身上那一片引人入勝的墨黑色油彩，無時無刻都知道他們並不自由，當地的審查組織Nashravaran Journalistic Institute，非常盡責地檢閱所有進口的報紙雜誌，並審查刊物內的文字和照片，過濾掉不符合國情的內容，特別在政治、宗教和女性身體方面更不遺餘力地盡力打擊。

緬甸放寬監管？罰款代禁印

除了伊朗的黑色油彩，其他地方的審查亦各適其適。在過去50年，未改革前的緬甸是一個連「審查」一詞都禁止出現的國家。在首都仰光的新聞審查辦公室，一群工作人員以紅筆圈起任何可能冒犯軍政府的內容，由報紙到電話簿，只要提及反對派、貧困，以及舊國號「Burma」等都要畫上紅色大交叉，表現這些內容禁止付印。當地報章對這情況見怪不怪，通常會以後備稿件填補被審查的空缺。由於審查需時，這些報章只能以周報形式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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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軍政府推動民主化，逐漸放寬了新聞審查制度，2012年緬甸首席審查官U Tint Swe正式對外宣布，不會對任何國內刊物進行新聞審查。但這是否代表政府放寬監管？答案似乎還不怎麼明顯。報刊依然要事先繳交500萬緬元（約5,716美元）的保證金，若報刊出現違法行為時，該筆資金將被用作為罰款。面對罰款，有報章編輯曾坦言只好細心地自我審查，直至有天這條隱形審查線正式消失為止。

土耳其：全球最大記者監獄

亦有國家更直接更野蠻地拘捕記者，像港人歐遊的其中一個熱門地點土耳其。這個歐亞交界的伊斯蘭國家，沒有帶頭巾的黑衣女人，也沒有塗上油墨的新聞相片，報紙檔可以隨意販賣世界各國的報刊。但當本地報刊報道任何不利政府的新聞時，政府選擇的是直接拘捕該記者。早前就有記者因為報道被取締的庫爾德工人黨有關的新聞，而被控恐怖主義的罪名。新一輪反政府示威期間，再有64名記者因報道而被捕。有人權組織披露去年土耳其有95名記者身在獄中，今年則減少至67名，土耳其依然擁有全球最大的記者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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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媒審查：重要新聞被消失

當我們一面批評其他國家稀奇古怪、蠻橫無理，一面會慶幸這些新聞審查離香港很遠，但其實不能高興得太早。香港媒體自我審查，近年也不時成為國際焦點。好像在2010年，美國國務院在人權報告就點名提及《無線電視》和《君子》雜誌，在處理六四事件新聞時自我審查。

發展至現在，讀者和觀眾對某些媒體的報道出現質疑已屬等閒之事，在一片嘲笑和責罵聲中，自我審查的情況已正式抵陸香港。這種審查並不像伊朗出現的黑色油彩、不像緬甸的紅色交叉、也不像土耳其般出現記者監獄，但卻能無形無式地悄悄令重要新聞事件消失。雖然就此斷言香港新聞自由已經瀕臨死亡是有點誇張，但試想想，擁有數百萬觀眾的媒體，假如「自動波」地粉飾太平，甘願當「過濾器」把某些人不喜歡的新聞過濾掉，令觀眾不能掌握社會問題的全面真相，也許比明刀明槍的審查來得更難以防備。

“Journalists wearing masks wait behind a fence outside a hotel in which 200 guests and 100 staff were ordered to stay in Hong Kong”

觀眾讀者用行動施壓

雖然眾多傳媒老闆與商界和政府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有些更直接居政協要職，但在維護新聞自由這場戰爭上，讀者還是可以發揮關鍵性的作用。始終傳媒的影響力，全靠其觀眾和讀者的多寡來決定，沒有公信、沒有大眾授權的傳媒，對社會輿論所發揮的力量亦有限。假如公眾珍惜香港這彈丸之地僅餘的可貴價值，除了業界必須堅持之外，希望精明的觀眾和讀者亦會得用行動投票，謹慎選擇。

　（作者為香港攝影記者協會主席）

文：蕭文超、圖：網上圖片、路透社

編輯 蔡曉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