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日報》在剛剛的星期二在其手機應用程式上推出「動獎相」活動，開宗明義大玩「全民記者」概念，在特定的題目上讓讀者上傳相片至《蘋果日報》與大眾分享，與其合作的免費手機app「scopeshot」在短時間內旋即登上免費應用程式排行榜第3位。行家朋友已經在面書上大呼救命，擔心這威脅攝影記者的存在價值。

這類網上徵相行為、或傳媒從社交網站攫取突發事件的相片日趨普遍，是否意味着專業的攝影記者正走向覆滅之路？前輩說二三十年前的攝影記者是一種壟斷性的職業，器材的優越性加上能夠到達新聞事件現場，已經是普通人望塵莫及的差別。當中不乏拍得非常出色的高手，如曾經在89年到天安門廣場記錄學生運動的黃勤帶。

今時今日科技之成熟將這種差別幾乎完全消滅（現今攝影發燒友大多相當富裕，動輒花費數萬元添置長炮拍攝雀鳥的大有人在，用拍友金句「買得起頂級相機不附送技術」，所以我說「幾乎」而不是「完全」）。不少專業攝影記者甚至刻意用手機拍攝，以追求特別效果，或者方便在社交媒體即時分享，表表者之一可數美聯社首席攝影記者David Guttenfelder。（http://instagram.com/dguttenfelder）

近年中國新聞攝影雜誌趨成熟，南方新聞集團的視覺網站「感光度」是很好的示範指標。網站除了罷放了自己的攝影記者所拍的日常新聞照片外，當然少不了專題報道的圖片故事。除此之外，網站還設立了幾個欄目讓讀者上傳照片，網友可以上傳一般的風景照或街頭snap shots，也可以是藝術味道較濃的抽象照片，當然也有專門讓市民上傳突發現場拍到照片的平台。

這種主動徵集讀者相片的做法在美國早已大行其道，一些八卦小報、網站已經打正旗號呼籲讀者把拍到的明星照片上傳到網站，一經採用，立刻付款。新聞方面，2010年一架全美航空客機因引擎失靈而要急降哈德遜河事件，當地傳媒最先使用作即時報道的照片就是來自讀者的手機照片。

使用讀者提供照片

香港報章在重大事件時使用讀者提供照片的次數亦有上升趨勢。2013年12月13日，一輛行經西九龍走廊的泥頭車車輪飛脫，造成7名路人重傷，各大主要報章使用的頭版照片是讀者提供的。近年鐵路事故頻生，去年底將軍澳線電纜爆炸導致交通大癱瘓，報章電視亦要靠市民提供照片短片報道事件。

事實上，自從消防處採用數碼通訊後，報章突發新聞組已經動用相當大人力在網上尋找即時信息作報道之用。社交平台不少討論交通消息的群組早已被報章覬覦。網民有時遇到不法或不公平事件，亦會有把事件拍下並希望「推上報」製造輿論，這種網民報料的做法比以前只靠記者追查事故有時顯得更全面、更有助獲得具現場感的照片。

英國《衛報》曾經撰文討論攝影已死，在手機就是相機的年代，攝影的價值已廉價得可怕，就連美國總統奧巴馬去年出席曼德拉悼念會時亦與丹麥女總理自拍，可見影像對個人的重要性，但亦有人質疑這並不能提升普通人對影像的欣賞力，反而在謀殺攝影。

根據《蘋果日報》動新聞的調查顯示，以去年底11月13日為例，實體報章的印刷量是18萬多份，而手機應用程式和網頁的平均每日瀏覽點擊率為3000多萬，讀者人數為160多萬人；再細分來看，從2011年4月至2013年10月的數據顯示，每月使用網頁瀏覽動新聞的人數平穩地上升了百分之三十，但使用手機應用程式瀏覽動新聞的數字則暴升了七成。換句話說，讀者從網絡世界閱讀新聞已經是大勢所趨，而手機更是最主要的戰場。

攝記單反不敵市民手機

攝影記者手上的單反相機已經敵不過市民手中的一部手機，從拍攝突發事件到閱讀新聞已經在一手操控掌握之內，就算沒有換總編輯事件、沒有主持被粗暴逼離崗位事件，傳媒在媒體變幻速度如白駒過隙的環境下已經左右受敵。

偵查報道和深入的專題探索才是社會最需要的資訊，攝影記者的視野是那些手機攝影愛好者不能取代的價值。烏克蘭基輔反政府示威就是攝影記者忍受嚴寒和危機才換來震懾人心的圖片，然而讀者才是守護傳媒的最大力量，縱使報章願意投放多少資源，市民只甘於接收即食資訊而忽略深度報道也是徒然。

（作者為香港攝影記者協會執委）

文：何家達

編輯：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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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原文刊12月8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一年將結，世界各大報章、通訊社陸續選出2013十大新聞照片，一幅幅震撼人心的畫面再次湧現眼前，歷歷在目的戰爭、衝突、天災、人禍、悲劇、喜慶都印在照片上叫人不敢忘懷。這些彌足珍貴的照片每一張都得來不易，不厭其煩亦要老套地說一句，新聞自由是傳媒能夠得以立足的基石。然而，回顧香港過去這一年，記者的遭遇委實讓人感到唏噓，難怪美國CareerCast.com調查顯示，報社記者獲得最差職業這一「殊榮」。

記者採訪愈見困難

《蘋果日報》前攝影記者成啟聰於2012年1月採訪拍攝前教育局長孫明揚返回政府總部上班時與保安員發生衝突，被律政司控以襲擊罪，經審訊後被判無罪。律政司及後不服上訴，最後被高等法院駁回上訴，高等法院法官更指律政司對原審裁判官矯枉過正、吹毛求疵。

成啟聰事件讓公眾看見政府的胸襟之狹隘，記者採訪涉及公眾利益的事件，政府不但沒有盡好責任協助採訪，就連便利記者出入政府總部這種小事也容不下，輸了官司更不反省自身，卻首先採取上訴這種把責任指向他人的態度，氣度之淺實在叫人咋舌。

視傳媒為洪水猛獸的又何止政府。香港家長聯會主席李偲嫣曾經在林慧思老師事件中舉辦支持警察的大型集會，李偲嫣在事件發酵過程中，指壹傳媒有關她個人的報道是抹黑行為，拒絕回答任何壹傳媒記者的提問，禁止攝影記者拍攝。而其他報社的記者對此似乎顯得不以為意。年底發生香港電視發牌風波，除了政府被指黑箱作業外，無綫電視亦被指為既得利益者，並涉嫌以大氣電波抹黑對手。無綫電視因不滿壹傳媒有關報道，又全面封殺壹傳媒。而作為獨立運作的無綫新聞部亦沒有考慮新聞自由為前提，拒絕壹傳媒訪攝其清談節目。當社會事件牽涉公眾利益時，傳媒之間似乎只着緊自身利益大於行業、台公眾利益，還是大家不明白唇亡齒寒這個簡單道理。

美記者聯合杯葛白宮發放照片

美國白宮記者協會以及包括路透社、華盛頓郵報等三十多間傳媒上兩周開始聯合杯葛白宮發放的照片，原因是白宮多次以私人活動為理由，拒絕讓傳媒拍攝總統奧巴馬的活動，但事後卻將有關照片經社交網站或白宮網頁發放，引起傳媒不滿，憂慮此舉會影響新聞自由。香港的傳媒面對政府愈來愈不願意面對傳媒、公眾的情况下又會否、或敢於「犧牲」官方消息、線索，以保障整個行業的採訪權利呢？

2012年7月2日梁振英正式就任行政長官後立即展開連串地區論壇活動，由中學生組成的學民思潮於當天屯門舉辦的一場地區論壇上向梁振英與教育局長吳克儉請願，最終論壇在混亂中腰斬終止。一年之隔，梁振英再次落區，警方動輒出動三四百名警員「維持秩序」，請願者莫說要遞交請願信，能夠在警察人牆縫中看見梁振英座駕已經足夠令人高呼謝天謝地。

警方如何便利傳媒採訪？

每逢有攝影記者在採訪公眾活動時被襲、或因混亂與警察發生摩擦而受傷，我們均會發聲明強調記者採訪乃職責所在，不應成為被襲對象。不少同業指協會發聲明沒有實際作用，然而我們過往數年曾經聯同香港記者協會與政府新聞處、行政署、警察公共關係科方面商討便利記者採訪的措施，希望能改善採訪環境。

剛過去的星期三，警察公共關係科與各大報章攝影部和電視台攝影部茶敘，商討針對日益頻繁的公眾活動中，警方如何便利傳媒採訪。黃國偉總警司強調記者在公眾地方拍攝理應不受任何限制，然而不少記者都體會到，前線警員或指揮官在思維上未必如黃國偉總警司那樣開明，警隊層級之間的溝通未必能完全地將「便利記者採訪」這精神實行，言行根本不能合一。

當美國傳媒向白宮反擊抗議引得全球同業讚譽之時，香港的傳媒又是否能戒除各家自掃門前雪的陋習呢？或者倒過來說，香港的傳媒根本沒有美國傳媒那種膽識與團結的力量，為捍衛新聞自由與大眾知情權而杯葛採訪吧。

文、圖：何家達

編輯：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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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 finder﹕find a view﹕向老照片致敬

原文刊2013年9月15日明報

【明報專訊】報紙上報道大學生在西鐵玩「拉龍」被網民批評幼稚的新聞，提醒我又到了o’camp旺季，每年這時候都會到母校與一眾剛入讀新聞系的學生進行學前輔導，說說做記者的苦與樂。其中一名同學將攝影記者的印象與戰爭畫上等號，問我有沒有去過敘利亞採訪，弄得我良久沒能夠作出適當反應。回想之下，自阿拉伯之春伊始，戰爭類的新聞照片從無間斷，資訊爆炸彷彿令人進入了麻木狀態，人們開始不把戰爭當是一回什麼大事，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攝影記者冒生命危險拍回來的照片又有什麼實質作用呢？

當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美國第一位黑人總統於9月11日在白宮發表全國講話，要求國會支持對敘利亞採取軍事行動的同時，第25屆法國國際新聞攝影展正值展期，歷史上有名的戰地攝影記者的紛至沓來，他們的照片再次成為展覽的主角，提醒我們戰爭的殘酷。

戰爭新聞照真能改變世界？

現年77歲英國著名戰地攝影記者麥庫林（Don McCullin）在展覽分享會上談到他對戰爭照片的厭惡到了無法忍受的地步，「At the end of the day, after years and years of assuming you can steal the pain of people in your pictures and the suffering of soldiers, civilians and starving children and dying children that drop dead in front of you, you have to suffer the shame of memory and then you have to somehow live with it, sleep with it, understand it without trying to become insane」，他對戰爭新聞照片之於改變世界到底有何作用提出大力質疑，更表示不想再看到攝影記者為拍得震撼的照片而命喪戰場。然而在越戰時擔任《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圖片編輯的John Morris則用艾迪‧亞當斯（Eddie Adams）的照片提出相反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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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當斯的「西貢槍決」為他帶來了普立茲新聞攝影獎，1968年他跟隨一名南越警上尉貼身採訪拍攝，在西貢街頭這名警察突然對一名越共疑犯拔出手槍，而亞當斯亦反射式動作隨即舉起相機拍攝。亞當斯當時對此照片不以為然，只不過越戰中尋常一天一名越共疑犯被槍決。然而隨之而來的批評是他為何沒有制止殺人行為，而照片中的警察亦受到相當大的輿論壓力。亞當斯對此感到相當沮喪，他不希望人們只記著這幅相片，更希望世人把眼光放在他另一幅拍攝越南船民的Boat of No Smiles，因為這幅相片後來促使美國政府開放讓超過20萬的難民進入美國，亞當斯為到這幅照片的作用感到欣慰。

Bang Bang Club攝記背後的故事

當然不是每名攝影記者都像亞當斯一樣能從苦難照片中找到撫慰，電影Bang Bang Club以4名攝影記者為主角，講述這4人在南非第一次民主選舉前的3年期間拍攝國內種族衝突，當中的經歷或許可以讓普羅大眾窺探一下戰地攝影記者的生活和照片背後的故事。最為人熟知的Kevin Carter因拍攝「蘇丹的饑餓」獲得普立茲新聞獎，但最後因濫藥及經濟問題自殺；Greg Marinovich在拍攝戰爭中曾經3次遭受槍傷；Joao Silva於1991年開始為《約翰內斯堡星報》擔任攝影記者，記錄南非種族衝突，在2010年拍攝阿富汗戰爭期間失去雙腳。縱使無數名戰地攝影記者為歷史留下了人類犯罪的證據，但戰爭仍是日復日年復年地永無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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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來說，香港自日本侵華以來就一直太平，六七暴動算是最動盪的日子，2005年的世貿會議不過是小菜一碟，縱使如此，攝影記者仍然用鏡頭把香港的歷史記錄下來。新聞教育基金今年2月獲政府批出中環必列者士街街市成立「香港新聞博覽館」，見證香港歲月的老照片就能永久安身立命為我們的歷史作見證。作為傳媒的一分子，我當然樂見事成，惟希望科技發展將印刷傳媒淘汰進入博物館的日子不要太快到臨。

（作者為香港攝影記者協會執委）

文 何家達

編輯 蔡曉彤

原文刊2013年8月18日明報

文：何家達
圖：林宇翔、熱血時報、資料圖片

8月4日有家長組織在旺角行人專用區舉辦集會，批評林慧思老師與警察爭論執法準則時說了句粗口，引發支持警察與反對警察的兩批市民在街頭對罵。集會中粗口橫飛，兩個陣營的支持者短兵相接，火頭處處，混亂中更有支持警察的集會人士多次推撞《壹週刊》及《明報》攝影記者，而在現場原本負責維持秩序的警員竟然沒有履行職責，讓人失望。8月11日梁振英出席天水圍地區論壇，場外聚集大批惡形惡相大漢，光天化日眾目睽睽下施施然襲擊反對者，在場維持秩序的警員多次目擊事件發生，卻只是待襲擊事件發生後才慢條斯理地分隔雙方，不禁讓人對警隊的執法尺度產生疑問。

筆者曾經任職《明報》攝影記者，最近無意翻看《明報》50周年特刊，找到分別由當時仍是政務司長唐英年，以及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對傳媒的評價與看法。此時讀來別有一番感受。  

唐英年寫到：「《明報》人對發掘真相的執著和義無反顧，對新聞取材和角度的獨特見解——如為什麼要報道這宗新聞，曝光的時機和篇幅，採用的角度——偶有『不按常理出牌』之舉。這一方面突出了新聞工作者搶新聞的本能，另一方面也予人一種在新聞自由的底線游弋的感覺。」「我作為局中人，深切體會到政府這台大機器必須瞻前顧後，平衡各方的種種『掣肘』」「好幾次在早餐桌上讀到《明報》對我不留情面的批評，多少有點影響食慾。但明白到從政不是請客食飯那麼簡單，只好視之為修煉寵辱不驚的一杯苦茶。」

梁振英則寫到：「大眾傳媒的社會作用不止是報道新聞，有心無意之間還有思想導向（thought leadership），報紙在這方面的作用尤其明顯。因此每當我鼓勵香港的青年人出外遊歷，我同時建議：每到一地就買幾份當地暢銷的報紙，看看新聞內容，認識當地社會狀，看看編採手法，也可以了解當地的風俗和意識形態。」「報紙不是一般商品，傳媒產業和傳媒事業，一字之差，天淵之別。傳媒事業是一個社會的文化、新聞、道德事業的總和。事業的發展和產業的經營如果出現缺口，社會是不是應該想想辦法？香港社會近年來在各個環節大有進步，應該給予傳媒事業更大更好的發展空間。」

《明報》是率先爆出唐英年大宅僭建事件，攝影記者絞盡腦汁拍得一幅引證大宅泳池底部存在空間的照片，間接證明了唐宮僭建圖則的真實性。唐英年的早餐桌上又多了一杯苦茶，甚至可能是一杯令他未能登上特首位置的苦茶。

梁振英上台後，民間對立情緒迅速升溫，「愛字頭」親建制團體與反對派之間的肢體衝突之頻繁尤為明顯。這類團體以謾罵形式對抗反對聲音，更將矛頭指向對政府批評力度較大的媒體。《蘋果日報》一名攝影記者曾經在灣仔採訪愛港力街頭活動時被數名成員包圍指罵，NOW新聞台攝影師在採訪支持梁振英遊行時被愛港力成員揮拳襲擊，在在顯示記者開始成為親建制團體對異己聲音不滿的發泄對象。梁振英更於上星期出席地區論壇時不點名批評報章報道「反智」。讓人氣憤的是，梁振英於參選特首時曾簽署了記協的《新聞自由約章》，然而他任期內向傳媒製造白色恐怖與縱容傳媒受襲的事件卻日益嚴重，實在讓人猜疑特首對捍衛新聞自由的誠意與決心。

記者的存在價值之一就是監察政府的權力，以致發揮制衡作用。8月11日地區論壇外的襲擊事件如果沒有攝影記者的照片作為證據，社會如何能夠知道香港的言論自由已經淪陷至用拳頭消滅異見？小朋友在電視新聞鏡頭前侃侃而談高呼被襲，但新聞照片卻顯示他反而是用水樽行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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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27條訂明香港居民享有新聞自由，而在日常生活當中新聞自由如何獲得保障，很多時候都要依靠警察協助或配合。網上有短片拍得一名攝影記者在拍攝香港青年關愛協會人士與法輪功的爭執時，被青關會人士包圍法並以粗口指罵，在場的警員竟然以「影完就走喇」這種所謂「息事寧人」的方式勸記者離開，而不是制止罵人一方，試問採訪自由如何獲得保障？市民當然不會相信梁振英會直接向警方下達政治指令，但警員在處理牽涉政治性質的糾紛時卻常常表現得犬儒，不禁讓社會大眾感覺表達自由被抑制。

香港攝影記者足跡走遍全球，從神秘的北韓、伊朗，到四川地震，日本、南亞海嘯，馬尼拉人質慘劇，甚或至梵蒂岡、北極都曾留下過見證。香港市民擁有專業的眼睛帶他們看盡世事千帆，卻在自己家園屢次遭受無形勢力打壓欺凌，實在是無限唏噓。維護市民知情權，願此歪風不再滋生，望梁振英兌現捍衛新聞自由之承諾。

（作者為香港攝影記者協會執委）

view finder﹕find a view — 新聞相片內的炸雞

(原文刊2013年8月4日明報)

【明報專訊】韓亞航空在舊金山失事，兩名中國學生死亡，滯留的江山中學師生在經歷生離死別之後，終於在鏡頭下回到學校與守候的家人團聚。但在這樣的災難新聞之中，電視台出現了一個十分奇怪的畫面：一個個下車的學生，手上都捧住一大桶肯德基炸雞。學生個子不高，令載滿炸雞的彩色大膠桶特別搶眼。這桶炸雞一直緊隨學生出現在隨後畫面，夾雜在哭哭啼啼擁抱回家子女的家長之間，形成了強烈的「怪雞」對比。

事後我做了些資料蒐集，只有零星傳媒有提及炸雞的出現，據報那是當地政府部門為災後學生所準備的。但情況到底是政府善意地用美式炸雞桶來安撫學生，還是有商人借機贊助宣傳，實難以求證。從客觀效果來說，這段片段恍如在災難新聞中加入了一個「植入式廣告」，這類偽裝的宣傳畫面，在電影橋段中並不陌生，但原來也充斥著每天的新聞影像及報紙圖片，問題是攝影記者和讀者有沒有察覺？

美國報業大亨William Randolph Hearst曾經說過「新聞是某些人不想被人發表的東西，其餘的都是廣告」（News is what somebody does not want you to print. All the rest is advertising）。我們每天翻開報紙，看到五花八門的資訊，但這些資訊其實大致可分類為新聞、資料、廣告這幾類。在上一代的社會，新聞和廣告之間劃了一條楚河漢界，互不干犯，但這種情在近年已開始轉變。除了近年興起以「新聞」方式撰寫的廣告外，更興起一種媒體配合商業與政府，以新聞來呈現廣告的「置入性行銷」。

打開一份報紙，圖片總是首先吸引眼球的元素。所以這類行銷亦向新聞圖片埋手。財經版的照片通常最常見被置入，例如「XXX省傳媒考察團」、「樓盤開售」、「某某度假村酒店開幕」和「專訪公司管理層」，這類新聞都會配上大量照片。但這些照片很多時都是因應版面需要而拍攝，部分是因應廣告客戶要求而安排，純粹表達出某酒店或某樓盤的優點。這些照片不難分辨，因為很多都是賣廣告賣得很明顯。但透過照片作宣傳的方式有時可以較高明，而且不只局限在財經版面。

是廣告還是新聞？ 難辨清

「黃色巨鴨訪港」是商場舉辦得十分成功的推廣活動之一，把尖東商場的人流帶旺幾倍，有報章連續多天追訪報道，但亦有電視台對此嗤之以鼻，以不願意淪為商場宣傳工具為由，堅持一天也不報道。然而，到底什麼是廣告、什麼是新聞，有時似乎不易分辨。當一件藝術品參與宣傳活動，但竟然成為數十萬港人關注的焦點，參與活動變成一種文化現象，那現象是否已成為值得關注的新聞？這條界線又如何界定？

「置入性新聞」通常會由提供者交代一定程度的資訊，用作吸引傳媒採訪，之後用預先限定的方式向記者呈現他們安排讓讀者知道的內容。由於記者只獲提供局部的資料，相機拍到的地方亦屬預設畫面，也許報道結果仍帶一定程度的新聞資訊，但背後還是帶有軟性宣傳的效果。

政治軟性宣傳照

當然，置入宣傳不只限在商業攝影，在政治舞台亦被廣泛應用，而且由來已久。首先出現腦海的例子，遠一點有毛澤東的軟性宣傳照片，近年一點有喜歡外界看到他們閱兵的北韓父子金正日和金正恩。

最廣為人知，就不得不提俄羅斯總理普京。他特別陶醉自己的強人形象，於是透過國營媒體發布的照片，全都是他山下海、打虎、獵豹、潛水發現古希臘陶罐等「超人」造型。直至上年終於公開向記者承認照片都是造假，全部是他自導自演的驚險演出。這些政治置入照片，當然是希望透過利用傳媒向讀者灌輸一定的價值，如「親民」和「活力」等。

由第三方提供的圖片，傳媒無法親自派員採訪求證，背後當然有政府計劃好的原因，但其實記者就算可以採訪，也不能對所見所聞完全中立。以採訪北韓為例，攝影記者能到達的地方完全自主，開放給記者的活動，例如領導人的活動、隨軍採訪等，背後一切都屬預先安排。可以看見的，可以報道的，全都在限制下之發放，記者幾乎只能從有限的角度去拍攝和採訪，而且這些都是國家和商家的計劃之內。

這些圖片，呈現的都是「真實」，因為任何沒經改造的圖片，必然是某一部分的現實追溯，在拍攝當下的一瞬間還是發生過。

一個稱職的攝影記者，應該盡量找機會，擺脫「導演」指示或外在介入，用批判思考去與局限搏鬥，在照片中表達出具新聞意義的角度、內容和價值觀。就算最終無法衝出國家、公關的安排，亦要坦白向讀者交代影像只是「局部的真相」，讓讀者知道拍攝背後的限制，自行判斷分析眼中所見的圖片，這樣才算盡了傳媒的天職。

文：蕭文超

（原文刊2013年5月11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明報專訊】Robin Williams在電影One Hour Photo（戀相狂）中提及家庭相簿時說：No one ever takes a photograph of something they want to forget（沒有人會拍一些他們想忘掉的東西）。

人總是善忘但又渴望留下美好的回憶，過往我們將個人記憶放在私人領域，例如日記和家庭相簿；相對個人記憶的是公共記憶，這種記憶多涉及較重大的事件，例如 歷史、政治、環境和社會等。但隨覑我們更積極地利用照片保存我們所見的事，現代攝影的社交功能大大提升。當照片上傳至不同的網上社交系統，這種個人與公共 的記憶空間開始融合，兩者變得難以分割，社交網站背後隱藏是一個記憶系統，與以往私密日記和家庭相簿不一樣，儘管不是你的預期，你上傳至網絡的照片總有不 同的陌生人在觀看，網絡上留存的不只是你個人的記憶，還有的是公共記憶。

為誰而拍？

每日社交網站Facebook上傳和轉發的照片數量約三億張（次）。若以十億用戶計算，平均每人每日上傳三張至Facebook（還不包括其他圖片分享網 站、博客、個人網站等）。當中的照片、影片和文字都按時間編排好，我們只要連接上網絡就可以再次重溫數個月前的朋友聚會、一年前的自拍照，這些個人照片對 大眾也許沒有需要，但當照片上傳至網絡，這些個人記憶就有大眾做後盾。過往我們影相的目的是記錄重要的事情，如﹕畢業、結婚、旅行、嬰兒成長等，一般情況 下，每張照片都有一定的事件在背後支撐，我們希望留下事件，於是我們拍照。但隨覑現時攝影成本的大跌，拍攝需要的動機顯得不重要，照片意義變得模糊，因此 不管是手上一杯咖啡、一份早餐， 我們都要上傳到網站讓別人看到，這些照片大多有一種吸引他者眼光的渴望，對拍攝者也許具有一些意義，但對他者卻大多沒有意義。對現代人來說，也許只有拍攝 下來， 眼前的片刻和感覺才能真正轉化為屬於自己，但照片目的卻是留給別人。

現在智能電話大多擁有兩個鏡頭，在一般使用環境下，後面的鏡頭用於拍攝眼前所見的事，前面的鏡頭用於拍攝自己或與友人的肖像。每天Facebook上那三 億張照片，我們難以估計用是前鏡頭還是後鏡頭拍攝，但不難想像自拍的起碼佔有百萬張以上，如果我們只是想表達自己當下身處的環境，我們大可用後鏡頭拍攝現 場環境，為什麼我們還要使用前面的鏡頭拍下自己的樣貌？

公元前1365年的「自拍」

自拍絕對不是新興的產物，早在1840年，法國一名財務官員Hippolyte Bayard因在發明攝影術競爭中落敗失去巴黎科學院的贊助，於是他寫信並附上歷史上第一張自拍影像——「扮演溺水男子的自拍照（Self Portrait as a Drowned Man）」抗議。這張裸露半身雙眼緊閉的男子，並不單純只是拍攝自己，而是帶有「扮演」覑其他角色的意義。這張自拍照並不是橫空出現，而是經歷多年應運而 生的，自拍照可以說是自畫像（Self-Portrait）的另一種形式。早於公元前1365年埃及法老Akhenaten的雕塑家Bak已經完成自己與 妻子Taheri雕刻作品，雖然身體比例和雕刻技術不成熟，但都有自畫的揭示功能。其後，就要追溯到15世紀文藝復興時期，法國藝術家Jean Fouquet於約1450年創作的自畫像，這幅自畫像普遍認為是西方傳統中現存的最早的自畫像。藝術家繪畫自畫像時，都是利用鏡子倒影繪畫出來，美國社 會心理學家Charles Horton Cooley在Looking-glass self概念中提到「人們彼此都是一道鏡子，映照覑對方」，即透過他人的眼光，建立自我主體。在自拍過程之中形成一個迴路關係，通過鏡子/屏幕的反照來觀 察而成為作品的自畫像/自拍照又再次成為反映現實的鏡子，一個自我探索的循環由此開始。自拍照在一定程度記錄了對自己異化的認同，但自拍者擁有創造者和主 體的雙重身分。從照片中，我們擺動覑不同的表情和動作目的正是主體性的表達，我們渴望別人凝視，但又怕失去自己。

想表達什麼？

曾自稱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郭美美於網上上傳的名牌手袋、手表、跑車、別墅派對照片，炫耀的是財富；藝人陳冠希與 女性朋友的情慾照，炫耀的是性。照片其中一種社交功能是「表現自我」，即表達當下你身處的環境與狀，拍攝的動機可以是出於自願又可以出於非自願；例如你 因為人際關係被迫出席一些婚宴場合，無論你如何不滿，一般人還是會擠出滿面笑容與新人合照，這種照片功能是一種表現，表現你已經到場並表面上因為一對新人 的婚宴而開心。此外，表達的情可以是好或壞；可以是郭美美的炫耀財富，可以是政治難民要求援手時表達的苦。正如況奧地利作家Stefan Zweig解釋藝術家與自畫像關係時所言﹕「他們身上有一種衝動，塑造自己，保存自己，將自己作為自我來認識，為認識自我；我去解釋自己」。這些照片有一 種預先期望被人注目的功能，它們或多或少帶有一些訊息渴望表達。

照片有著千變萬化的題材，但有覑「笑容」元素的一定不少，當我們面對相機，大部分人無論心情如何，基於本能大多數也會立即擠出笑臉。正如我們打開家庭相簿時，看 到的都是一張張充滿笑容的合照，這些笑容背後或真或假都表達對美好生活的嚮往，除非特別原因，否則多數人也希望自己被拍得「更好 」。根據美國攝影史家Geoffrey Batchen的說法「家庭攝影」是攝影者與被攝者如何應對社會議題的證據，例如照片的構圖和身體姿勢。相信沒有多少人希望看到與自己或家人有關「吵架」、「離婚」和「死亡」為題材的照片，喜悅的照片證明一些曾經發生的歡樂點滴，帶覑自我說服的功能和不真確的記憶，利用照片來描述他們理想的生活，並將 生命上不如意的事情從記憶中撇除。

那麼如果我們拍到不愉快的照片怎麼辦？很簡單，直接移除它吧。

（作者為香港攝影記者協會主席）

文：蕭文超

編輯：方曉盈、顏澤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