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ew finder : find a view﹕嗜血的鏡頭

【明報專訊】早陣子無铫一套以男記者與女警察為主角的電視劇有一句對白刺中了我的神經,話說男記者在教導新同事如何當個「好」記者時說:「發生咩事都影鰦相先,見到隻鷹 等緊垂死鮋小朋友都係影鰦相先!」這裏說的應該是南非攝影記者Kevin Carter拍的那張名為《飢餓的蘇丹》,照片內容是蘇丹內戰到處饑荒,一隻禿鷹在餓得皮包骨的女童不遠處徘徊,不難令人想像女童的下場。電視編劇或許認 為這樣的對白能點出普羅百姓對記者的認知,但他未必知道攝影記者在拍攝苦難時面對的心理掙扎與承受的痛苦。現實中的Kevin Carter在獲得普立茲新聞獎後遭受千夫所指,罵他不理女童死活只顧向老闆交差,最後他走向自殺的絕路。

月中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震驚全球,美國國民除了關心追捕行兇者的進展,報章刊登的照片亦是另一個廣被討論的話題。美聯社那張警察與自願者把被炸斷雙腳的 Jeff Bauman推往救援的照片肯定最讓人瞪目結舌,有些讀者或許會認為畫面太過血腥恐怖故不應刊登,相信連美聯社編輯室亦對讓照片是否適合發放經過一番商 討,最後美聯社共發放了同一照片的兩個版本,另外一幅把傷者雙腿下半血肉模糊的部分裁去。

選取血腥照片準則

我請教了在大學兼職任教新聞攝影的現職《明報》圖片編輯郭慶輝有關選取血腥照片的準則,他表示最理想的做法當然是無任何審查的情下刊登照片,因為攝影記 者最重要的職責就是忠實地記錄事件,攝影記者拍到的照片只要不涉及做假就應該刊登。但現實中編輯對如何選擇照片還有很多其他考慮,例如要考慮讀者(如學 生)能否接受內容會令人不安的畫面。

紐約的Daily News選擇了另一種方法去保護讀者的眼睛,編輯室決定將Boston Globe攝影師John Tlumacki拍到的照片左方女傷者的腳傷用photoshop隱去,使畫面上看起來相對沒那麼血腥。然而這做法很快被其他攝影記者發現兼在網絡世界炮 轟這做法完全違反新聞攝影道德。National Press Photographers Association的專業操守第六條指明(見註),編輯不應操控、加減影像內容以達至誤導的效果。Daily News的做法明顯違反了操守。

保護讀者還是自我審查?

以上兩例正好點出現實中的傳媒很多時或因為保護讀者,或因商業考慮而自我審查,大大收窄了刊登照片的尺度。約翰‧伯格(John Berger)在與尚‧摩爾(Jean Mohr)合著的《另一種影像敘事》(Another Way of Telling)裏這樣寫覑:「報道攝影故事屬於一種目擊報道(eye-witness accounts),而非說故事,正因此我們必須仰賴文字說明,來克服影像中無可避免的曖昧含混(ambiguity)。含混曖昧在採訪報道裏是不被接受 的,但在說故事裏卻是無可避免的。」我不是鼓勵媒體嗜血,而是新聞攝影既然以目擊報道為首要責任,就應該盡量忠實地呈現攝影記者的紀錄。

再者,淨化的影像不代表現實中的受害者能免除受苦。即使Kevin Carter照片中的蘇丹女童活下來,其他千千萬萬因戰火同樣在遭受饑荒的小童又活下來了嗎?照片經過剪裁,那波士頓爆炸案中Jeff Bauman的雙腳就沒被炸斷嗎?攝影記者不是在以他們的存在與見證去警惕、呼籲、關懷甚至嘗試拯救世界嗎?

先拍照還是先救人?

與Kevin Carter命運迥異的,是美聯社攝影記者Nick Ut,他在越戰時拍下9歲女童Kim Phuc跑向相機逃離南越軍方投擲的凝固汽油彈的相片後,更把Kim帶到醫院請求醫生拯救她。Nick更一直像叔叔一樣時常探望Kim並與她成為好朋友。 若要問我攝影記者每當面對「先拍照還是先救人」這個問題,我只能無奈但坦誠地告訴各位,每次情都不同,根本沒有金科玉律可以遵守。攝影記者既是記者亦同 時是一個人,拍照不是他唯一可做的事;但同時攝影記者亦不是專業救護人員,遇上突發情他亦未必懂得或有能力去救人。

Diane Arbus說過:「我真的相信世界上有些事情如果我不拍下來,就沒有人會看見。」magnum(瑪格南)圖片社創辦人之一,Henri Cartier-Bresson (布烈松)發給會員的備忘錄這樣寫覑:「我想提醒各位,瑪格南的成立是為了讓我們,事實是迫使我們,用自己的能力與解讀,為我們的世界與時代留下見證…… 當標誌性事件發生,或許並沒有什麼賺頭,但只要你在場,就應當用照片的方式介入我們鏡頭前發生的事,毫不遲疑地犧牲物質享受與個人安全。」願攝影記者們繼 續為大眾留下見證,編寫歷史。

(作者為香港攝影記者協會執委)

註: https://nppa.org/code_of_ethics

文:何家達

編輯:蔡曉彤

副主席林亦非先生請辭

本會遺憾宣布,副主席林亦非先生已於較早前,以個人事忙及與其他執委理念出現分歧為由辭任,任期於今日(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七日)屆滿。本會嘗試挽留不果,故無奈接受其請辭。今後林先生一切在外行動及言論,均與本執委會無關,特此通知。
根據本會會章規定,執委會空缺將會由執委會選舉最高票落選者,即李澤彤先生(明報)接任。本會將於二零一三年四月十八日,根據本會會章規定於執委會內改選副主席,結果將於選舉後廿四小時內公布,敬請留意。

本會感謝林先生在任期間之貢獻及付出,謹祝林先生前程似錦,身心康泰。

view finder : find a view﹕尼日利亞妓女的床褥

文:何家達(香港攝影記者協會執委

原文刊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3年3月31日

柯達創辦人George Eastman說過:「We were starting out to make photography an everyday affair, to make the camera as convenient as the pencil.」當第一台柯達相機面世的時候,它的售價大約是人均收入的三倍,Eastman知道要生意成功必須降低相機成本,讓人人都可以擁有相機,成 為業餘愛好者(amateur)。現在是人人擁有相機(手機),但鉛筆已成歷史的年代,但港男港女對照片的追求只是清楚拍攝「我今日食鰦乜№」。

照片到底為何吸引?《紐約時報》訪問了以複雜構圖見稱的瑪格南圖片社攝影師Alex Webb(見注1),被問到紀實攝影與純美學考慮的關係時(What’s the relationship of documentary or journalistic content and purely aesthetic concerns in your work?),Alex用他在海地的照片帶出他拍攝時的經歷與想法,「My photographs tend to raise complicated questions rather to give easy answers」。我想,照片其中一樣最有價值的功能就是如此。

背對鏡頭的黑暗

「睇唔明張相」是最常被用以否定「重口味」照片的藉口,但Alex Webb正正想告訴讀者,照片是讓大家認識世界的窗口,用影像探索地球村未知的一面。請容許我將2013 World Press Photo日常生活圖片故事二等獎(見注2)歸類為「重口味」的例子之一,意大利籍攝影師Paolo Patrizi拍攝由尼日利亞偷渡至羅馬從事性工作的女性,他們為了賺取歐元寄回家鄉以改善生活,但又礙於欠缺工作技能,只能在羅馬郊區以簡單的脇單被褥 搭出「工作間」,賣肉求生。

我說這組照片「重口味」,是因為它既不像體育 組照片那樣有激烈的動作或運動員的面部表情特寫,又沒有衝突新聞那類炸彈橫飛屍橫遍野的震撼,這組照片只有一個個背對鏡頭的黑人女性在草叢中或坐或站,有 些照片甚至只有孤寂的脇褥、堆積如山的棄置紙巾在晚霞餘暉中靜待黑暗。這類照片沒有「一見鍾情」式的即時視覺衝擊,而是要求讀者在知悉事件背景後,從照片 的環境與場景設置中「想像」故事主人翁的生活。

來自尼日利亞的妓女 Paolo Patrizi拍攝的專題圖片(World Press Photo)

「來自尼日利亞的妓女」將 讀者帶到羅馬郊外的不知名草叢中,並以「在正常情況下不應該出現在草叢中的床褥」這一元素作為刺點引起問題,

以「為什麼有這麼多突兀的脇褥在草叢中出現」 來讓人關注妓女出現的成因與後果。尼日利亞妓女既對羅馬造成社會問題,以偷渡形式販賣人口亦掀起人道問題。Paolo的照片既是社會問題的佐證,亦同時是 歷史的一道註腳。我們至少知道不只香港有人要住ṃ房執紙皮,遠在歐洲更有人是用如此「不堪入目」的方式生存。

新聞攝影以影像發問、深究,並嘗試改變世界。Truth Needs No Ally: Inside Photojournalism在解說攝影能否改變世界時曾這樣說:「Photojournalists are not always aware that the pictures taken today are the history of tomorrow, or that pictures taken for specific editorial purposes may resonate beyond their original boundaries, having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public’s consciousness, or indeed that the world is made better by their being taken.」我們不知道照片能否直接改變世界,但至少它為我們記錄並存檔,在時代的發酵下,或許照片能超越它本身的功能影響世界。

新聞照片的價值

外國的月亮並不比香港的圓,改變我們生活的社會或許是本地攝影記者的使命之一。雜誌攝影記者曾梓洋在剛過去的《前線‧焦點2012新聞攝影比賽》(見注 3)中,憑拍攝去年反國教運動的圖片故事奪得圖片故事組亞軍。作為評判之一的資深紀實攝影師沈允逸特別指出這輯照片不像傳統圖片故事那樣以線性敘事手法陳 述故事,每張照片之間並不直接指涉順序,卻又隱含微妙關連,正正是那種幽晦又抽離的感覺讓人對國教運動產生問號與反思,引人入勝。

曾梓洋拍攝的反國教圖片。(香港攝影記者協會提供)

《明報》副圖片編輯郭慶輝和《蘋果日報》攝影總監鄭逸宇曾在一個新聞攝影講座談到本港報章新聞照片的角色與應用。郭慶輝指出新聞照片應該起到說明書式作 用,為新聞事件蒐集證據,解說事件來龍去脈,必要時更要犧牲影像美感以達至最佳說明效果。然而,鄭逸宇除了肯定新聞攝影具備說明書的價值外,更多時候,新 聞照片還肩負起發掘生活趣味,以影像獨有的視覺美學來啟發讀者思考的功能,否則照片則淪為沒有生命力、只為文字服務的調味料。

照片的曖昧性是引發、導航讀者發揮想像力的催化劑,照片作為見證的功能,與其美學並不一定矛盾。能結合新聞性與美學的新聞照片才有機會留住讀者的眼睛,而讀者的口味需求直接影響媒體的供應品質。香港大眾的視覺欣賞能力進步與否,主動權一直都在讀者手裏。

(1)lens.blogs.nytimes.com

(2)www.worldpressphoto.org

(3)hkppa.net/frontline2012_result?album=3&gallery=43

《前線‧焦點 2012》周年新聞攝影比賽結果公佈

由香港攝影記者協會舉辦之《前線‧焦點 2012》周年新聞攝影比賽,評審 於 2013 年 3 月 9 日下午,假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協會會址舉行。 今屆比賽共收到 96 名參賽者合共 1,757 張作品,分 7 個組別進行。經 過 7 位評判共同對每組 3 個回合的淘汰,比賽結果如下:

今年新增設:年度圖片 Photo of the Year

評審的話:

此獎項並不是整個比賽最大的獎項,得獎作品並不一定是整個比賽最優 秀之作品,也不全然是所有評判最心儀之作。「年度圖片」應要承載一 個與港人息息相關的信息,而 2012 香港正值回歸 15 周年,香港人面 對的困難或社會氛圍很大程度上是源自「一國兩制」,此得獎圖片點出 了香港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完整得獎作品圖輯請進入以下網頁:

《前線‧焦點2012》比賽結果

評判名單 七位評判如下:

Pedro Ugarte – Photo Director for Asia Pacific, AFP
高志強 – 攝影師
岑允逸 – 紀實攝影師、策展人
陳麗珊 – 出版人
潘達培 – 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專業顧問
曾維德 – 資深新聞攝影師
羅欣欣 – 香港文化博物館一級助理館長 (當代藝術)

恭喜所有得獎者!
香港攝影記者協會執委會
2013.03.09

香港記者和攝影師於北京遇襲譴責聲明

香港攝影記者協會獲悉,今天(3月8日)下午,港台電視部、無線電視、商台及NOW電視的記者和攝影師於北京採訪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妻子劉霞期間,在其住所附近被不知名人士襲擊,導致受傷和器材損毀。

本會對於持有合法記者證的記者和攝影師遇襲,予以強烈譴責, 同時對內地公安對不知名人士襲擊記者行為, 視若無睹感到極度遺憾,促請當地執法部門跟進事件, 以及公正調查,並盡快發還沒收的記者證和賠償財物損失。

前線雜誌第一期 – 杭大鵬 我爸爸的最後幾天

我爸爸的最後幾天

2002年9月,我的父親離開了人世。

在醫院裡陪伴他的最後幾天,看著他病情逐漸惡化,意識日漸模糊,我才發現以攝影為職業的我,居然沒有好好的幫自己的爸爸拍張照。隨手用著包包裡的定焦小相機與幾卷底片,紀錄下爸爸最後的身影,也思索著生命的歷程,回憶著父親陪伴下的成長過程。

有人說,攝影記者是「旁觀他人痛苦」的工作,這組照片算是一段審視自我哀傷的過程。每按下一次快門,心裡的情緒都在糾結與翻騰,紀錄下的不止是我爸爸的最後幾天,更是那段日子的內心情感吧。

一天早上,我的媽媽打電話給我,老爸昨晚昏迷意識不清送醫院急診,要我回家一趟,趕回老家時爸爸已經從急診轉到病房,等待進一步的檢查。老爸時而昏迷,時而自言自語,沒法溝通。病房窗外的陽光照了進來,看著自己的影子與床上昏迷的老爸,孩子都是在父母的影子下長大的,這點直到我生了女兒當了爸爸後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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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允逸﹣擺脫嘩眾美學

香港攝影師岑允逸專訪

撰文:Paul Yeung (香港攝影記者協會特約)

原文刊於二月號《攝影雜誌》

前言:由攝影記者變身成Dead-pan自由攝影師,從攝影評論人到The Salt Yard Gallery的策展人,岑允逸可謂少數「周身刀、張張利」的獨立創作者。他對每個範疇都有貫徹的執行力和獨特清晰的見解,談話的對答也見其豐富的想像力和比喻。不過,他的作品卻冷峻和內歛得讓人退避三舍。「有時我希望我的作品可以悶死人,但其實好難。」岑允逸說。「攝影悶死人」,大概只有《密探睥死羊》(The men who stare at goats)才能與之比拼。究竟George Clooney雙眼較強,還是岑允逸的照片更勁?

正文:

原來岑允逸讀書時的理想是做攝影記者。「我未讀理工攝影設計系之前已經做過一年《天天日報》,後來94年畢業後,我說過入到《南華早報》就不會走。」果然,後來他真的入到《南華早報》做攝記,一做13年,最終卻在2008年膽粗粗辭工,當個全職藝術家。「其實當時的工作已經頗有挫敗感,一來我知道做新聞攝影,你的照片永遠無法100﹪傳遞到你的想法;二來雞肋式的工作慢慢沖淡了我的衝勁。辭職其實是希望保住對攝影的熱情。」誰也估不到,岑允逸攝影之路的轉捩點,是2003年五十萬人參與的七一大遊行。遊行令董伯伯下了台,但同時也讓岑獲得一個啟示。「03年,我在藝穗會舉辦了首個相展,叫《別名:Xianggang》,展期剛巧跨過七一。當時搞相展是因為覺得自己有種窒息的感覺,缺乏啟迪機會,連朋輩之間的學習對象也沒有,要渲洩一下。」就在七一當日,不少遊行人士散隊後經過藝穗會看了他的展覧,令他大感意外:「很多參觀者都不是藝術展覧的常客,但卻寫了大量的留言給他。照片引發到市民的一點情緒,實在出乎意料。當時我經常矮化自己,認為自己做的事並沒有價值和意義,這次經驗讓我重新肯定,即使是自己最卑微的觀點和睇法,對所有人都有影響。」從此他開始反省攝記之路是否應該走下去。要捨棄一份高薪職位和曾經的理想,雖有家人的支持,但內心的掙扎依然很大。不過,最終他還是說服不了自己把攝記當做終身職業。「當時跳出來最憂慮是沒有一個Role Model給你參考,怎樣做一個全職的攝影創作者。那時是有點迷失。」朋友都關心他如何生存,他倒沒太多考慮:「其實我不太關心自己可否生存,我最關心的是如何有好的創作環境,如何蘊釀新的作品。我的作品賣錢與否,我不太認真去看。當然吃飯的問題是要解決,可能我要犧牲不少,例如少看一齣戲,少買一本書,或者窮到一年穿一對鞋也未換,但我覺得這些犧牲都好值得。最重要是What’s next?」

#Parks_02sss

成為全職的攝影創作人後,岑允逸舉辦和參與過不少展覧,也起動了幾個攝影計劃。熟悉他作品的人都知道,無論是《係.唔係樂園》、《奧運健兒寫真》、《某座》還是《廣東商場漫遊》,他的影象冷峻、抽離而不失細緻的觀察。他形容自己作品的美學是「去感性、去浪漫、去詩意」。他說:「我覺得攝影本身便是一種不感性、不浪漫、不詩意的東西。攝影就像我們看月光,永遠只有一面向著我們,那代表了浪漫和感性;但背後那最黑暗、最陰沉的一面,其實卻確確實實存在。我只不過把Dark side of the moon給大家看,也沒有改變攝影的特質。」曾經當過攝記,岑允逸說他以前較強調視覺衝擊(Visual Impact),因為報紙要在幾秒間搶到別人的眼球;但他現在希望自己的照片會擺脫這種「嘩眾美學」:「這也可能是因為年紀大了而非刻意調節,人成長了自然便沉澱更多。」有人則形容他的創作有自虐的傾向,他表示贊同:「很多人覺得欣賞照片要獲得感官的滿足,但我的照片不會令人覺得很親近,很「LIKE」;我有時也很討厭自己的作品,我經常處於一種不舒服的狀態,但我就是要Provoke這種情感,所以既矛盾,又自虐。」自虐的關鍵,當然是從痛苦中得到快樂,顯然岑允逸樂在其中,而且樂得發展了一套拍攝計劃的方法:「我的強項不是拍攝Hard Documentary,所以我會先擬定好我關注的議題(Issue),再找一個合適的切入點和對象(Subject)來拍攝。例如拍攝公園,我不是因為公園而拍攝公園,而是透過公園作為切入點,來看不同地方的統治者對理想國度的睇法;始終公園是一個烏托邦式的表現,通常是最有秩序最整潔的地方。通過展現公園,嘗試諷刺國家改革開放及城市發展是否能讓每個人得益呢?又例如我拍《奧運健兒寫真》,當然不是想談奧運,而是講扭曲了的愛國主義。」

#Parks_03sss

關注社會文化議題,一直是岑允逸的拍攝宏旨,因為他深信這是攝影的天性:「Robert Adams也曾麻怨過為何攝影要背負與現實社會打交道的包袱和責任,卻不能像其他藝術媒介一樣天馬行空地創作。但沒辦法,這是攝影的天性。背負的責任越大,力量也越大,這是倒轉蜘蛛俠的講法。」而從他對攝影師喜好的變化,大概也領略到他紀實創作上的心態變化。「我以前想做多些批判性的攝影,在香港創作諷刺性作品的人不多,《係.唔係樂園》其實想走類似Martin Parr的諷刺態度,但後來發現我學不了,因為香港沒有階級,像英國這樣有階級之分才能培養出諷刺性的作品。而且,我成長於藍領家庭,思維從基層出發。玩諷刺要從高往低看,我無法抽離身份去做這件事。」岑允逸說一直喜歡Jim Goldburg的作品,認為他成功的地方在於了解攝影媒介的缺憾,並懂得利用不同媒介的特質來補足攝影的漏洞。不過,他近年最欣賞的是Mitch Epstein的《American Power》攝影集,他說:「本書談的是美國的能源,看似很平常,但其實美國的能源問題很重大。美國政府為了能源而打仗,能源公司的資金也操控了很多政治力量。你看《American Power》的拍攝對象很小,但格局和訊息都很大。要把每塊細小的拼圖,組合成很宏大的Big Picture,要有很實在的想法和高度技巧。我現在也傾向這種創作模式,但正在思考中。」岑允逸要思考的問題不止於創作,還有關於攝影的問題。他寫的攝影評論向來以疏理脈絡為主,也引導讀者欣賞各類攝影作品。不過他既是創作人,又是評論人,角色之間可有矛盾?他說:「其實衝突頗大,我們攝影師會知道同行的創作難度,有時會因為體諒他們執行上的限制,而在評論上避重就輕,那就不妥當。」他又覺得,寫評論好像「自己挖一個陷阱給自己」,始終創作有時很重個人喜好,而評論卻強調理性分析,故有可能踏進自己的評論陷阱而不自知。「有時也會覺得很狠狽,但寫了才安樂,尤其是現代世界有這麼多思潮和想法。寫評論也好為自己疏理一下關於攝影的問題。」在香港,寫攝影評論的人好像少之又少,岑允逸也費解:「香港其實應該有不少有學識的人可以寫攝影評論,但現在攝評卻明顯不足。雖然關於攝影的網站也很多,針對攝影師或作品的「影評式」評論也不少,但專注深入分析攝影媒介的本身卻很缺乏。攝影評論人Jorg M. Colberg現在也多反思攝影媒介本身,例如攝影怎樣影響我們,我們用什麼態度對待攝影等,在這個時代可能會更有意思。」現在,岑允逸還擔當了一個新攝影畫廊The Salt Yard的策展人角色,當然他也有一套策展理念:「我選擇作品的先抉條件,一是不為香港人熟悉;二是背後有很厚重的社會意味;三是我喜歡他的作品。之後,我會再以抽離的角度來欣賞作品,試試會否找到一些其他人忽略了的特質。我覺得策展人不是一個侍應,只是端一碟餸菜出來給客人吃,而是好像Today’s Special,你要告訴觀眾這個作品或攝影師有某些特點值得留意。」攝影記者出身的他繼續說:「我依然有種舊式的思維,希望作品背後要表達到人物的生存狀態、社會狀態和意識形態。我們現在看到很多私寫真和個人化作品,往住是了解創作者本身,多過是社會和世界。」這也是他們辦非商業畫廊的其中一個原因:「商業畫廊不會刻意突出社會元素,因為這對市場銷售沒有幫助。我曾跟一個畫廊職員聊天,他總是侃侃而談,說會邀請有Talent的創作者來展覧……他們的賣點是Talent,而不是反思社會。」近年香港的博物館和藝術館也多舉辦了一些大型攝影展,但評價不一。岑允逸認為這類主題性展覧往往格局太大,視野也要很宏大,涉獵的範圍很廣,很挑戰策展人的功力和視野,「但倒頭來又有幾多人做得到?」相反,他覺得可以多舉辦一些較聚焦的小型攝影展:「我們看展覧不是要像吃雜果新地一般,要吃很多不同的水果,過於強調量多。」為此他更走到日本考察,看看當地的畫廊風景,他說:「我到過二、三十個畫廊,很多空間很小的畫廊,像百多呎的部屋,雖然很多作品既不精彩也未必是我杯茶,但卻能認真地營造一種氣氛,讓觀者也嘗試認真地投入作品。」這種實體畫廊的經驗,大概只有很少現代人感受過了,我們都沉迷網上的虛擬網站來看照片和錄像,岑允逸卻不敢苟同:「實體畫廊的經驗實在無法取代,我讀過日本著名出版社蒼穹社的書,談到攝影集和展覧的關係時作了個比喻:參觀展覧等於欣賞現場音樂演唱,而攝影集就等於聽CD一樣。如果我再伸延下去,網上看圖其實便好像聽收音機的電台節目。觀眾選擇到實體畫廊看喜歡的展覧,情感是主動的,再配合畫廊營造的氣氛,能吸收到的資訊是最好的。」

#Parks_03sss

當代策展人經常被批評過於詮釋、甚至扭曲攝影師的作品原意。岑允逸覺得這無可厚非:「這很難衡量,尤其是Group Show,如果策展人太過和稀泥,只把一堆攝影師的作品綑在一起展出,也很沒個性。策展人有時是要重新演繹作品,這無可避免;但重要是,策展人可以Overpower攝影師,卻不應Overpower觀眾。」他認為,策展人、攝影師和觀眾,三者不一定要在同一個調子中,有時甚至互相矛盾,反而讓閱讀的肌理層次更豐富。「如果三者都在同一個鼻孔出氣,那欣賞展覧便少了很多思維的衝擊。我不想太控制觀眾的想法和節奏,盡量多留一點空間。」

#TheSaltYard_interior03

The Salt Yard是個全自資、獨立的非商業攝影畫廊,資源少,租金壓力大,又不賣照片,而且旨在引進外國和兩岸攝影作品,聽來簡直是天方夜談;但三個談理想講興趣的男人走在一起,最終便成了事。「去年馬熙烈和吳嘉華邀請我一起搞作,我們三個人都喜歡看攝影展覧和讀攝影集,很自然便想到搞畫廊。我們是以一種謙卑的態度去運作,沒有要達致什麼成就的野心,那便可很享受地運作下去。」看來他依然貫徹那種全程投入的生命態度。那興趣背後有沒有期望?「我們只希望把畫廊完成和做好,就當大家有一個體會和歷煉。我心目中沒有完美的畫廊模式,卻只有一個理想的畫廊生態圈,希望香港可以包容到不同風格和規模的畫廊,支持到不同的攝影人口,那才是完美。」後記:引言提到電影《密探睥死羊》,本來只是戲言一則,卻因為寫這篇訪問而再看一遍,發現角色的心理處境和電影的信念竟出奇地跟他們相似。即使那組「異能部隊」(Jedi Warriors)看來是如此荒誕和理想化,但憑著堅定的信念,至少他們還可解放被虐的囚犯和被困的羔羊。Ewan McGregor在最後一幕說:「我們需要成就自己,我們需要Jedi!」The Salt Yard的成員大概正是如此。互勉之。

《前線》第一期 圖片故事 – 印度初體驗 楊德銘

圖、文:楊德銘

印度是一直我很想體驗的地方,早已聽聞過各種關於印度的名詞和形容詞:泰姬陵、恆河、咖喱、Sari、種姓制度、印度教、貧富懸殊、恐怖襲擊、牛、蒸餾水、骯髒、性騷擾、Bollywood、甘地、德蘭修女、少年Pi、濕婆神。今次出席在倫敦認識的印度女同學婚禮,更是一次難得的經驗。在四天奢華的新德里婚宴和慶典過後,迎來的是約一星期的自助旅遊,從新德里(New Delhi)出發,先後坐通宵火車和私家車經過阿格拉(Agra)、瓦拉納西(Varanasi)及恆河,再到齋浦爾(Jaipur)和焦特布爾(Jodhpur)。在各種豐富色彩和奇幻宗教的奪目後,是一輪人情冷暖、貧富懸殊和衛生參差的洗禮,這幾乎是旅行印度的必然經歷。

回來香港不久,印度發生女大學生在巴士被強姦致死的案件,引來全國的嘩然和憤怒抗議。在短短的十多天旅行,我們沒看到或感受到四周的女性受到歧視和欺辱,但當然問題其實存在已久,而且有上升的趨勢。當地傳媒也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印度斯坦時報》(Hindustan Times)在去年十一月做了問卷調查,訪問了多個邦的男性(約六成來自鄉郊)對女性的睇法。其中一些答案和數字實在讓人驚訝,例如在北部的哈里亞納邦,58﹪的男士認為身體虐特女性是婚姻的一部份;又例如67﹪的哈里亞納邦男性認為,女士跟男士飲酒和食煙是缺乏道德。

無論如何,我們也應繼續關注印度女性的生存狀態,以及各種貪污和貧富懸殊等問題。這十多張照片,並沒有特別專注某個題材,只屬於我在印度旅行中的所見所聞。沒有大道理,只有偶遇的小人物和卑微生活。

《前線》第一期 人物 – 觀照中反覆自詰 Ed Ou

撰文:何鳳儀

攝影:林亦非、受訪者提供

二十六歲,在香港,許多這個年紀的人還在摸索,躊躇是否應該轉工,盤算如何買樓以及償還那筆隨之附送的二十年物業貸款債。

二十六歲,Ed Ou卻早已拿走新聞攝影最高榮譽的World Press Photo獎項,體現人生的另一個模式。

理論上與拍拖六年的以色列女友在土耳其伊斯坦堡同居,實情是一年返去不夠十次,餘下日子都因工作往不同地方跑,寄住朋友家中,或者索性睡在巴士站。右手戴著兩枚卡通織布腕帶錶,一隻是美國紐約時間,一隻是當地時間;左手前臂內側以黑色箱頭筆寫下的一串數字,是他當時的手機號碼。每次抵達新地方,首先買張可供上網的電話卡,電話號碼就是用這個最可靠的方法記在身上,不會丟失。

這樣寫完又洗、擦掉了又寫上新的,銘刻著Ed Ou在以色列、黎巴嫩、索馬里、也門、哈薩克斯坦、埃及、利比亞、烏干達、加沙地帶和香港的遊歷。

清晨時分,Ed Ou在天水圍天光墟拍攝。(林亦非攝)

在Facebook見到Ed Ou透露自己到香港,冒昧給他發一個inbox message,邀請他接受訪問。

不消十分鐘,Ed Ou回覆寫道:「Hey sure that would be cool. Feel free to get in touch anytime. Let me know what your plans are.」

快人快語。

這天清晨五點鐘,特地起了個大早,和Ed Ou約好要到天水圍的天光墟走走。汽車穿越紅隧再在屯門公路上飛馳,Ed Ou拿著iPhone 5開著Google Maps,透過手機地圖定位比對窗外風光,是他探索城市地理的方法。

寒冬的黎明時分,我忍著呵欠下車,繫緊頸巾雙手插袋前行,Ed Ou卻依然踏著那對招牌涼鞋。我問,腳趾不會太冷嗎?「當然不會!」然後他裝起懊惱的表情咆哮兩聲:「穿鞋對我來說就像坐牢!」倒是2012年9月初到曠廢的加沙地帶一役,編輯說穿涼鞋的話保險會不受理,他才乖乖穿鞋上陣。有網友看完紀錄片《War Photographer》,寫James Natchwey出發前會狠狠把鞋帶扯緊綁好;那我唯有寫Ed Ou那雙涼鞋用魔術貼穩固而方便,褲管過長,往上摺短尚不夠,他會再用長尾夾夾得妥當。

四名索馬里男子為偷渡到也門,熬夜趕路,疲累得倒下昏睡過去。(Ed Ou/ Reportage by Getty Images)

「沒有數碼相機,我不會走進攝影」

遊走在天橋兩旁十多檔地攤之間,Ed Ou單眼皮下雙目靈動,貪婪好奇地搜索有趣的事物。大學主修國際政治學,Ed Ou從未接受過專業攝影培訓,他靦腆地說:「若沒有數碼相機,相信我不會走進攝影。」但他自有一套鑽研攝影的方法:「我入行時已是通訊社攝影記者,有幸與其他通訊社的前輩一同到現場拍攝;三小時過後,我會上網看看各家發出來的相片,就會知道同一個時刻,其他人在看甚麼,自己看漏了甚麼,然後就會知道那一張較好。」

Ed Ou說,今時今日做攝影記者,攝影是最容易掌握的部分,影好相的關鍵在於你去得到那個地方、你逗留多久、你看事物的方法,並且投資時間去了解當地的政治、宗教、語言和不同文化。

四十五名索馬里人,窩藏在一艘不足十米長的爛漁船裡,向也門進發。(Ed Ou/ Reportage by Getty Images)

先是人,然後才是新聞人

同樣地,Ed Ou沒有讀過新聞學,那套講究中立客觀的新聞原則他似懂非懂。每到一個地方,他最喜歡與年紀相若的當地年青人混在一起,例如他鏡頭下的2011年埃及開羅解放廣場,除了投擲燃燒彈的衝突片段,還有年青示威者團團圍著為iPhone和MacBook充電的場面。但這樣難道不怕墮進不客觀、不中立的陷阱嗎?「記者當然要客觀和不偏不倚,但與此同時,要拍出感染力強的照片,必先取得對方的信任,而要別人信任自己,你要先是人。客觀不等於要把人性抽去,而是抱有與普通人一樣的同理心。」他續稱:「然而,身處兩方衝突交鋒之時,尤其在中東,當你看到陌生人在你身旁倒下死去,若給人發現你面露一絲憐憫,就可能被人以為你靠邊站,予人襲擊的口實。所以,有時只好不情願地拒絕提供協助。」

「既然我們無法做到事事中立,那麼最要保持中立的,就是如同普通人一樣同哀、同怒、同喜,不帶既定立場地把眼見的事物報道出來。」

Ed Ou是天生的演說能手,談起這套自己在親身到現場闖蕩採訪間悟出的新聞理論時滔滔不絕,說完就確實地呼一口氣把瀏海吹得揚一揚起。在形而上的理論課來回幾轉後,我把話題帶到讓他奪得World Press Photo的作品《Escape from Somalia》。

索馬里人乘漁船偷渡,惟漁船引擎壞了,最終漂泊回到吉布堤擱淺。(Ed Ou/ Reportage by Getty Images)

逃離索馬里

索馬里這個東非國家一直是Ed Ou的攝影對象,2006年他出道時,就記錄過索馬里內戰史上,武裝組織聯合伊斯蘭法庭被過渡政府瓦解的一段。但他的目光沒有因為當日傳完相就離開索馬里。他說:「每次拍攝,我都掏空全副心思放進去,也永遠無法知道,手上的故事是否真正完結。我會重返四、五年前走過的路,再訪當年接觸過的人,從而知道事情起了甚麼變化。」

2010年3月,Ed Ou再次踏足索馬里。長久內戰致社會體制崩潰,不少索馬里人為逃離衝突和貧困拚命一博,橫渡亞丁灣(Gulf of Aden),寄望偷渡到彼岸的也門。單以2010年上半年,就有六千多名索馬里人抵達也門;但從沒有機會到達也門的更是不計其數,就在波瀾跌宕的亞丁灣遭海盜擄劫,又或者乘坐的木船遇上風浪卻無人知曉。Ed Ou就是隨索馬里偷渡客一同經歷這段旅程。

偷渡並非只是走到碼頭上船那麼簡單。那晚下著細雨,在連綿無垠的土地上趕路,Ed Ou抱著相機,同行是決意闊別出生地的四名男子,泥濘讓步履變得更沉重,卻不能停下。熬夜趕路,顛簸,跋涉,從黑夜走到白晝,終於,腳下是乾裂而實在的土地,苦澀的汗水滲進雙眼,累極了,眾人倒下便崩潰昏睡過去。Ed Ou也不例外,但倒下那刻想起要拍照,怠倦中費盡全力提高雙手把相機舉起,咔嚓,為四人在曠野展現的堅毅留下見證。

成功闖進接壤的另一東非國家吉布堤(Djibouti),Ed Ou與其餘四十五人,窩藏在一艘不足十米長的爛漁船裡,向也門進發。天地蒼茫,時間在和著冷汗和燃油氣味的空氣裡流轉,煙月映照下,他們眼眸深處不是對新生活的冀盼,而是惶恐不安,擔心命喪大海,害怕被截獲而要回到家鄉淪為蹲苦牢的囚犯。旁人視之如玩命的拍攝項目,原來不是靠盲動衝撞完成。Ed Ou說:「每次出發之前,都要想清楚所有出錯的可能,想象每走一步的情景,設定好出錯了要怎樣應對。拍攝有時也是團隊工作。這次旅程當中,我雖然無法與其他人通電話,但一直以短訊與編輯保持聯絡,也帶了GPS導航器在身,倘若遇上沉船意外,就會按鍵通知公司求救。」沒有沉船,沒有海盜,但也沒有靠到也門海岸。漁船引擎壞了,漂泊回到吉布堤擱淺,Ed Ou與同船的索馬里人被捕。經公司和領事館協助,Ed Ou被羈押五天後獲釋。這輯照片為他帶來2011 World Press Photo當代議題故事組冠軍的殊榮,奠定年青的他在新聞攝影壇的重要地位。

前蘇聯於冷戰期間測試核武,Ed Ou於2008年到哈薩克斯坦,記錄核試後遺。(Ed Ou/ Reportage by Getty Images)

讓人注視索馬里,一天也好

雖然逃離索馬里的偷渡旅程並沒有以抵達也門作為終結,但Ed Ou在途中發現有小孩手持軍槍巡邏,默默記在心上,一個月後又再到索馬里。2010年6月13日,Ed Ou就索馬里童兵的偵查報道刊於《紐約時報》的頭版,隨即惹來軒然大波。美國與索馬里過渡政府關係友好,當美國人看到報道、知道自己交的稅有部分是落入這個招募童兵的政府口袋裡後,憤怒得紛紛電郵予議員。有參議員在翌日國會上展示Ed Ou的作品,看到相片裡兩名男孩拿著與一臉稚氣不相稱的長槍待命,任誰也動容。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其後也向索馬里過渡政府施壓,要求停用童兵。沒有拯救世界的本領,但Ed Ou相信:「能夠讓別人注視索馬里,一天也好。」

2011年,年青示威者在埃及開羅解放廣場團團圍著為iPhone和MacBook充電。(Ed Ou/ Reportage by Getty Images)

我在對的位置嗎?

自言被攝影弄得有點精神分裂的Ed Ou,完成拍攝項目翌日就會混身不自在,每天都要問自己:

「我在對的位置嗎?」

「我採訪的人對嗎?」

「我找的故事對嗎?」

思考,本來就是對話。自我分裂,自我詰問,這連串問題如夢魘一樣揮之不去,Ed Ou不時困惑和掙扎,往返肯定和懷疑之間,他說:「做記者要不斷自我質疑,不安全感可讓我繼續尋找最佳的拍攝位置。」Ed Ou認為,記者必須是關心社會的公民,把值得關注的事理智地翻譯成相片、錄象、文字,向世界展示,引起別人興趣和討論,然後,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Ed Ou腳踏的招牌涼鞋,他說2012年9月初到加沙地帶,編輯說穿涼鞋的話保險會不受理,他才穿鞋上陣。Facebook所見,他女友穿的是同款紅色。(林亦非攝)

勿做編輯的奴隸

讓世界變得更美好,似乎是每個新聞從業員入行時多少有過的憧憬,但日子久了,那些理想和現實的衝突矛盾就像按劇情發展般一一湧現,忽而困於想不到拍攝題目的迴圈,忽而有感懷才不遇而自怨自艾。Ed Ou坦言他一樣要生活要交租,無奈最感興趣的題目往往並不賺錢,因此他會靠拍攝任務賺得的收入,來支持他認為值得報道的拍攝項目。

那麼,攝影記者有何生存之道?「關鍵是勿做編輯的奴隸。」Ed Ou說:「等待別人指示或批准才去行動是最大錯誤。」

長年在危險地帶採訪,今天擺在眼前的是仇恨和卑劣,但翌日遇見的卻是萍水相逢的人如何犧牲互助,又再喚起Ed Ou對美好世界熱切的嚮往。「即使是香港這樣濃縮的城市,也有太多事情等待記者報道。提出題目總不會立即得到編輯青睞,故此最重要還是依循你的興趣去拍,拍一些你想以記者身分探討的題目。互聯網出現後,再不用飛到紐約去拜會編輯,只要是好相,總有面世的機會。你現在要做的,就是拍攝。」

「再者,你的相片、文字刊出了,還有主人翁的苦難尚未止息。」拒絕心死,拒絕安逸,這是Ed Ou繼續攝影的動力。

Ed Ou右手戴著兩枚卡通織布腕帶錶,一隻是美國紐約時間,一隻是當地時間。(林亦非攝)

後記

認識Ed Ou後,才知道這個古怪名字一點也不怪。他的父母是道地台灣人,Ou是姓氏。黃皮膚黑頭髮的EdOu,未足一歲就赴加拿大生活,普通話說得生硬,最流利的兩句「我不需要很多錢」、「錢夠用就行了」,是初入行時與父母吵架的對白。Ed Ou說,父母愈來愈支持他的工作,有時看完《紐約時報》,提醒孻子萬事小心,而其實那篇就是Ed Ou的報道。

Ed Ou的媽媽嗜吃台灣水果蓮霧,曾把蓮霧種子換進碎粉盒內,由年紀小小的Ed Ou負責從台灣護送到加拿大。但加拿大的天氣太冷,總是收成不好。

十五歲那年,台灣的一隻蟑螂偷偷走進Ed Ou父親的行李篋裡,遠渡橫過太平洋飛到加拿大。Ed Ou一家原本只是召滅蟲專家,豈料當局認定那是侵略性害蟲,把他們一家人迫遷到酒店,大宅遭人封鎖大消毒。

Ed Ou愛拍為了各種理由遷徙的異鄉人,來到香港,想了解內地人、南亞裔人和菲傭的生活。周日下午,他在深水埗一公園遇到外籍女傭聚會,用iPhone 5捕捉了她們一同舉手閉目禱告的情形,放上Instagram,有五十三個likes。

至於再前面的,是Ed Ou跟我們分享的蓮霧和蟑螂也移民的故事。

父母是台灣人,Ed Ou在台灣出生,但不足一歲就移民到加拿大,兩地護照是他的隨身物品。(林亦非攝)

小檔案

1986年:生於台灣。

1987年:舉家遷往加拿大溫哥華。

2006年:大學時在以色列耶路撒冷修讀國際政治學,期間為美聯社和路透社拍攝,曾採訪以色列黎巴嫩衝突、索馬里內戰等。

2008年:獲Photo District News選為三十名新晉攝影師之一。

2010年:《紐約時報》頭版刊登他的索馬里童兵照片,翌日有美國參議員於國會上展示該相片,聯合國對索馬里招募童兵情況表示關注。

隨索馬里難民乘船偷渡往也門,作品奪得2011 World Press Photo當代議題故事組冠軍。

2011年:主要採訪阿拉伯之春,足跡遍及埃及和利比亞等地。

2012年:採訪加沙地帶流血衝突。現為Reportage by Getty Images的攝影師,主要為《紐約時報》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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