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ew finder﹕find a view﹕向老照片致敬

原文刊2013年9月15日明報

【明報專訊】報紙上報道大學生在西鐵玩「拉龍」被網民批評幼稚的新聞，提醒我又到了o’camp旺季，每年這時候都會到母校與一眾剛入讀新聞系的學生進行學前輔導，說說做記者的苦與樂。其中一名同學將攝影記者的印象與戰爭畫上等號，問我有沒有去過敘利亞採訪，弄得我良久沒能夠作出適當反應。回想之下，自阿拉伯之春伊始，戰爭類的新聞照片從無間斷，資訊爆炸彷彿令人進入了麻木狀態，人們開始不把戰爭當是一回什麼大事，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攝影記者冒生命危險拍回來的照片又有什麼實質作用呢？

當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美國第一位黑人總統於9月11日在白宮發表全國講話，要求國會支持對敘利亞採取軍事行動的同時，第25屆法國國際新聞攝影展正值展期，歷史上有名的戰地攝影記者的紛至沓來，他們的照片再次成為展覽的主角，提醒我們戰爭的殘酷。

戰爭新聞照真能改變世界？

現年77歲的英國著名戰地攝影記者麥庫林（Don McCullin）在展覽分享會上談到他對戰爭照片的厭惡到了無法忍受的地步，「At the end of the day, after years and years of assuming you can steal the pain of people in your pictures and the suffering of soldiers, civilians and starving children and dying children that drop dead in front of you, you have to suffer the shame of memory and then you have to somehow live with it, sleep with it, understand it without trying to become insane」，他對戰爭新聞照片之於改變世界到底有何作用提出大力質疑，更表示不想再看到攝影記者為拍得震撼的照片而命喪戰場。然而在越戰時擔任《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圖片編輯的John Morris則用艾迪‧亞當斯（Eddie Adams）的照片提出相反意見。

亞當斯的「西貢槍決」為他帶來了普立茲新聞攝影獎，1968年他跟隨一名南越警察上尉貼身採訪拍攝，在西貢街頭這名警察突然對一名越共疑犯拔出手槍，而亞當斯亦反射式動作隨即舉起相機拍攝。亞當斯當時對此照片不以為然，只不過越戰中尋常一天一名越共疑犯被槍決。然而隨之而來的批評是他為何沒有制止殺人行為，而照片中的警察亦受到相當大的輿論壓力。亞當斯對此感到相當沮喪，他不希望人們只記著這幅相片，更希望世人把眼光放在他另一幅拍攝越南船民的Boat of No Smiles，因為這幅相片後來促使美國政府開放讓超過20萬的難民進入美國，亞當斯為到這幅照片的作用感到欣慰。

Bang Bang Club攝記背後的故事

當然不是每名攝影記者都像亞當斯一樣能從苦難照片中找到撫慰，電影Bang Bang Club以4名攝影記者為主角，講述這4人在南非第一次民主選舉前的3年期間拍攝國內種族衝突，當中的經歷或許可以讓普羅大眾窺探一下戰地攝影記者的生活和照片背後的故事。最為人熟知的Kevin Carter因拍攝「蘇丹的饑餓」獲得普立茲新聞獎，但最後因濫藥及經濟問題自殺；Greg Marinovich在拍攝戰爭中曾經3次遭受槍傷；Joao Silva於1991年開始為《約翰內斯堡星報》擔任攝影記者，記錄南非種族衝突，在2010年拍攝阿富汗戰爭期間失去雙腳。縱使無數名戰地攝影記者為歷史留下了人類犯罪的證據，但戰爭仍是日復日年復年地永無止境。

相對來說，香港自日本侵華以來就一直太平，六七暴動算是最動盪的日子，2005年的世貿會議不過是小菜一碟，縱使如此，攝影記者仍然用鏡頭把香港的歷史記錄下來。新聞教育基金今年2月獲政府批出中環必列者士街街市成立「香港新聞博覽館」，見證香港歲月的老照片就能永久安身立命為我們的歷史作見證。作為傳媒的一分子，我當然樂見事成，惟希望科技發展將印刷傳媒淘汰進入博物館的日子不要太快到臨。

（作者為香港攝影記者協會執委）

文 何家達

編輯 蔡曉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