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攝影師岑允逸專訪

撰文：Paul Yeung （香港攝影記者協會特約）

原文刊於二月號《攝影雜誌》

前言：由攝影記者變身成Dead-pan自由攝影師，從攝影評論人到The Salt Yard Gallery的策展人，岑允逸可謂少數「周身刀、張張利」的獨立創作者。他對每個範疇都有貫徹的執行力和獨特清晰的見解，談話的對答也見其豐富的想像力和比喻。不過，他的作品卻冷峻和內歛得讓人退避三舍。「有時我希望我的作品可以悶死人，但其實好難。」岑允逸說。「攝影悶死人」，大概只有《密探睥死羊》(The men who stare at goats)才能與之比拼。究竟George Clooney雙眼較強，還是岑允逸的照片更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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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岑允逸讀書時的理想是做攝影記者。「我未讀理工攝影設計系之前已經做過一年《天天日報》，後來94年畢業後，我說過入到《南華早報》就不會走。」果然，後來他真的入到《南華早報》做攝記，一做13年，最終卻在2008年膽粗粗辭工，當個全職藝術家。「其實當時的工作已經頗有挫敗感，一來我知道做新聞攝影，你的照片永遠無法100﹪傳遞到你的想法；二來雞肋式的工作慢慢沖淡了我的衝勁。辭職其實是希望保住對攝影的熱情。」誰也估不到，岑允逸攝影之路的轉捩點，是2003年五十萬人參與的七一大遊行。遊行令董伯伯下了台，但同時也讓岑獲得一個啟示。「03年，我在藝穗會舉辦了首個相展，叫《別名：Xianggang》，展期剛巧跨過七一。當時搞相展是因為覺得自己有種窒息的感覺，缺乏啟迪機會，連朋輩之間的學習對象也沒有，要渲洩一下。」就在七一當日，不少遊行人士散隊後經過藝穗會看了他的展覧，令他大感意外：「很多參觀者都不是藝術展覧的常客，但卻寫了大量的留言給他。照片引發到市民的一點情緒，實在出乎意料。當時我經常矮化自己，認為自己做的事並沒有價值和意義，這次經驗讓我重新肯定，即使是自己最卑微的觀點和睇法，對所有人都有影響。」從此他開始反省攝記之路是否應該走下去。要捨棄一份高薪職位和曾經的理想，雖有家人的支持，但內心的掙扎依然很大。不過，最終他還是說服不了自己把攝記當做終身職業。「當時跳出來最憂慮是沒有一個Role Model給你參考，怎樣做一個全職的攝影創作者。那時是有點迷失。」朋友都關心他如何生存，他倒沒太多考慮：「其實我不太關心自己可否生存，我最關心的是如何有好的創作環境，如何蘊釀新的作品。我的作品賣錢與否，我不太認真去看。當然吃飯的問題是要解決，可能我要犧牲不少，例如少看一齣戲，少買一本書，或者窮到一年穿一對鞋也未換，但我覺得這些犧牲都好值得。最重要是What’s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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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全職的攝影創作人後，岑允逸舉辦和參與過不少展覧，也起動了幾個攝影計劃。熟悉他作品的人都知道，無論是《係．唔係樂園》、《奧運健兒寫真》、《某座》還是《廣東商場漫遊》，他的影象冷峻、抽離而不失細緻的觀察。他形容自己作品的美學是「去感性、去浪漫、去詩意」。他說：「我覺得攝影本身便是一種不感性、不浪漫、不詩意的東西。攝影就像我們看月光，永遠只有一面向著我們，那代表了浪漫和感性；但背後那最黑暗、最陰沉的一面，其實卻確確實實存在。我只不過把Dark side of the moon給大家看，也沒有改變攝影的特質。」曾經當過攝記，岑允逸說他以前較強調視覺衝擊(Visual Impact)，因為報紙要在幾秒間搶到別人的眼球；但他現在希望自己的照片會擺脫這種「嘩眾美學」：「這也可能是因為年紀大了而非刻意調節，人成長了自然便沉澱更多。」有人則形容他的創作有自虐的傾向，他表示贊同：「很多人覺得欣賞照片要獲得感官的滿足，但我的照片不會令人覺得很親近，很「LIKE」；我有時也很討厭自己的作品，我經常處於一種不舒服的狀態，但我就是要Provoke這種情感，所以既矛盾，又自虐。」自虐的關鍵，當然是從痛苦中得到快樂，顯然岑允逸樂在其中，而且樂得發展了一套拍攝計劃的方法：「我的強項不是拍攝Hard Documentary，所以我會先擬定好我關注的議題(Issue)，再找一個合適的切入點和對象(Subject)來拍攝。例如拍攝公園，我不是因為公園而拍攝公園，而是透過公園作為切入點，來看不同地方的統治者對理想國度的睇法；始終公園是一個烏托邦式的表現，通常是最有秩序最整潔的地方。通過展現公園，嘗試諷刺國家改革開放及城市發展是否能讓每個人得益呢？又例如我拍《奧運健兒寫真》，當然不是想談奧運，而是講扭曲了的愛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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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社會文化議題，一直是岑允逸的拍攝宏旨，因為他深信這是攝影的天性：「Robert Adams也曾麻怨過為何攝影要背負與現實社會打交道的包袱和責任，卻不能像其他藝術媒介一樣天馬行空地創作。但沒辦法，這是攝影的天性。背負的責任越大，力量也越大，這是倒轉蜘蛛俠的講法。」而從他對攝影師喜好的變化，大概也領略到他紀實創作上的心態變化。「我以前想做多些批判性的攝影，在香港創作諷刺性作品的人不多，《係．唔係樂園》其實想走類似Martin Parr的諷刺態度，但後來發現我學不了，因為香港沒有階級，像英國這樣有階級之分才能培養出諷刺性的作品。而且，我成長於藍領家庭，思維從基層出發。玩諷刺要從高往低看，我無法抽離身份去做這件事。」岑允逸說一直喜歡Jim Goldburg的作品，認為他成功的地方在於了解攝影媒介的缺憾，並懂得利用不同媒介的特質來補足攝影的漏洞。不過，他近年最欣賞的是Mitch Epstein的《American Power》攝影集，他說：「本書談的是美國的能源，看似很平常，但其實美國的能源問題很重大。美國政府為了能源而打仗，能源公司的資金也操控了很多政治力量。你看《American Power》的拍攝對象很小，但格局和訊息都很大。要把每塊細小的拼圖，組合成很宏大的Big Picture，要有很實在的想法和高度技巧。我現在也傾向這種創作模式，但正在思考中。」岑允逸要思考的問題不止於創作，還有關於攝影的問題。他寫的攝影評論向來以疏理脈絡為主，也引導讀者欣賞各類攝影作品。不過他既是創作人，又是評論人，角色之間可有矛盾？他說：「其實衝突頗大，我們攝影師會知道同行的創作難度，有時會因為體諒他們執行上的限制，而在評論上避重就輕，那就不妥當。」他又覺得，寫評論好像「自己挖一個陷阱給自己」，始終創作有時很重個人喜好，而評論卻強調理性分析，故有可能踏進自己的評論陷阱而不自知。「有時也會覺得很狠狽，但寫了才安樂，尤其是現代世界有這麼多思潮和想法。寫評論也好為自己疏理一下關於攝影的問題。」在香港，寫攝影評論的人好像少之又少，岑允逸也費解：「香港其實應該有不少有學識的人可以寫攝影評論，但現在攝評卻明顯不足。雖然關於攝影的網站也很多，針對攝影師或作品的「影評式」評論也不少，但專注深入分析攝影媒介的本身卻很缺乏。攝影評論人Jorg M. Colberg現在也多反思攝影媒介本身，例如攝影怎樣影響我們，我們用什麼態度對待攝影等，在這個時代可能會更有意思。」現在，岑允逸還擔當了一個新攝影畫廊The Salt Yard的策展人角色，當然他也有一套策展理念：「我選擇作品的先抉條件，一是不為香港人熟悉；二是背後有很厚重的社會意味；三是我喜歡他的作品。之後，我會再以抽離的角度來欣賞作品，試試會否找到一些其他人忽略了的特質。我覺得策展人不是一個侍應，只是端一碟餸菜出來給客人吃，而是好像Today’s Special，你要告訴觀眾這個作品或攝影師有某些特點值得留意。」攝影記者出身的他繼續說：「我依然有種舊式的思維，希望作品背後要表達到人物的生存狀態、社會狀態和意識形態。我們現在看到很多私寫真和個人化作品，往住是了解創作者本身，多過是社會和世界。」這也是他們辦非商業畫廊的其中一個原因：「商業畫廊不會刻意突出社會元素，因為這對市場銷售沒有幫助。我曾跟一個畫廊職員聊天，他總是侃侃而談，說會邀請有Talent的創作者來展覧……他們的賣點是Talent，而不是反思社會。」近年香港的博物館和藝術館也多舉辦了一些大型攝影展，但評價不一。岑允逸認為這類主題性展覧往往格局太大，視野也要很宏大，涉獵的範圍很廣，很挑戰策展人的功力和視野，「但倒頭來又有幾多人做得到？」相反，他覺得可以多舉辦一些較聚焦的小型攝影展：「我們看展覧不是要像吃雜果新地一般，要吃很多不同的水果，過於強調量多。」為此他更走到日本考察，看看當地的畫廊風景，他說：「我到過二、三十個畫廊，很多空間很小的畫廊，像百多呎的部屋，雖然很多作品既不精彩也未必是我杯茶，但卻能認真地營造一種氣氛，讓觀者也嘗試認真地投入作品。」這種實體畫廊的經驗，大概只有很少現代人感受過了，我們都沉迷網上的虛擬網站來看照片和錄像，岑允逸卻不敢苟同：「實體畫廊的經驗實在無法取代，我讀過日本著名出版社蒼穹社的書，談到攝影集和展覧的關係時作了個比喻：參觀展覧等於欣賞現場音樂演唱，而攝影集就等於聽CD一樣。如果我再伸延下去，網上看圖其實便好像聽收音機的電台節目。觀眾選擇到實體畫廊看喜歡的展覧，情感是主動的，再配合畫廊營造的氣氛，能吸收到的資訊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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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策展人經常被批評過於詮釋、甚至扭曲攝影師的作品原意。岑允逸覺得這無可厚非：「這很難衡量，尤其是Group Show，如果策展人太過和稀泥，只把一堆攝影師的作品綑在一起展出，也很沒個性。策展人有時是要重新演繹作品，這無可避免；但重要是，策展人可以Overpower攝影師，卻不應Overpower觀眾。」他認為，策展人、攝影師和觀眾，三者不一定要在同一個調子中，有時甚至互相矛盾，反而讓閱讀的肌理層次更豐富。「如果三者都在同一個鼻孔出氣，那欣賞展覧便少了很多思維的衝擊。我不想太控制觀眾的想法和節奏，盡量多留一點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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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alt Yard是個全自資、獨立的非商業攝影畫廊，資源少，租金壓力大，又不賣照片，而且旨在引進外國和兩岸攝影作品，聽來簡直是天方夜談；但三個談理想講興趣的男人走在一起，最終便成了事。「去年馬熙烈和吳嘉華邀請我一起搞作，我們三個人都喜歡看攝影展覧和讀攝影集，很自然便想到搞畫廊。我們是以一種謙卑的態度去運作，沒有要達致什麼成就的野心，那便可很享受地運作下去。」看來他依然貫徹那種全程投入的生命態度。那興趣背後有沒有期望？「我們只希望把畫廊完成和做好，就當大家有一個體會和歷煉。我心目中沒有完美的畫廊模式，卻只有一個理想的畫廊生態圈，希望香港可以包容到不同風格和規模的畫廊，支持到不同的攝影人口，那才是完美。」後記：引言提到電影《密探睥死羊》，本來只是戲言一則，卻因為寫這篇訪問而再看一遍，發現角色的心理處境和電影的信念竟出奇地跟他們相似。即使那組「異能部隊」(Jedi Warriors)看來是如此荒誕和理想化，但憑著堅定的信念，至少他們還可解放被虐的囚犯和被困的羔羊。Ewan McGregor在最後一幕說：「我們需要成就自己，我們需要Jedi！」The Salt Yard的成員大概正是如此。互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