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 7月6日-明報

71遊行結束後，上千名示威者於遮打道靜坐預演「佔中」，警察如臨大敵取消休假調派人手增加當值數目，借用警校充當拘留中心，警民關係組亦預先在遊行前與各大傳媒打好關係，重申警方尊重新聞自由。然而，待活動正式上演，警員宣佈示威者違法，之後亦以影響清場工作為由，要求記者離場，雙方關係無可避免再受到考驗。

警方清場總是傾向把記者和示威者共同當作「被清」的目標，錯誤想像警媒關係互相合作處理混亂，因此一但混亂發生警察首先邀請記者配合，若記者拒絕便動輒以抬離、拘捕等手段恐嚇記者，又以為在老遠的現場設立一個「記者區」便是協助傳媒採訪，然後在現場派出一批傳媒聯繫隊伍，便算盡了力與傳媒溝通。但說到尾，其實只是覺得記者「阻頭阻勢」，影響他們工作。

一般來說，在採訪混亂多變的複雜環境時，大部分記者行家都不會步入警方安排「記者區」。這並不是他們好勇鬥狠不怕推撞，而是因為記者拒絕以警察安排好的角度和場景去拍攝和報道。傳媒在示威現場的角色像球場上的球證，他們存在目的就是如實紀錄現場發生的情況，不問立場，讓更多不在現場的大眾市民知悉社會事件。所以他們不能「乖乖地」完全服從任何一方的安排，此舉除了保障示威者不會因警權過大而受傷害，亦同時確保警察行動是合乎制約。一旦所有示威者或警員全部離開新聞現場，記者自然也不會繼續留守阻礙公眾地方了。

不知內情的公眾，眼見攝影記者總是蜂擁圍著抬人的現場，便覺得記者在「爭先恐後、互相推撞」，很混亂很危險。其實，專業的攝影記者面對這種情況，雖然人多混亂，但往往「亂中有序」，進退有度，不會影響現場環境。

首先攝記會各自憑判斷，佔據有利位置，遲來者只能向人「借位」，不會擋在先來者之前；還有大家會盡量不遮擋其他人的鏡頭，更莫說出手拉扯他人務求搶位的行為，更為行內不恥；其次是攝記總會與目標人物保持一定距離，當警員和被抬人士向攝記走近，一排攝記亦會保持隊形、慢慢向後移動，這樣鏡頭才可保持同一焦距，又不會遮擋旁人的攝影機，所以理應不會出現「記者為影相而阻礙清場/救援」的場面。一旦失去有利位置無法拍攝，亦只能事後自認倒楣或技不如人，不會突然衝前遮擋著全世界的鏡頭，干擾現場。

雖然如此，我們不應負面地對看「民媒」湧現的現象。本港傳統的新聞機構或多或少有向商業和政治依靠攏的傾向，這是新聞行業存在的自身問題，傳媒以最大眾為傳播對像，版面亦有限，往往不會報道少數議題，民間媒體正正彌補這些不足。本著大眾對  尊重知情權的共識，「民媒」正是一同為新聞自由努力的同路人，互補不足、共同努力。

不過，值得擔心的是香港越來越中國化，連近年香港政府對記者的態度似乎也有與內地接軌的趨勢。內地官場一直有「防火防盜防記者」的說法，為了控制輿論，需要把記者當成火災隱患、當成盜賊一樣預防對待。假如採訪時出現的混亂的次數愈見頻繁，警方就更有理由以種種限制來留難記者。「民媒」過於濫發自製的「記者證」，的當是新聞現場湧現大批「新手」的原因之一。最近有傳媒留意到有以激烈手法見稱的政治團體，因為自行營辦網上新媒體，故亦自製了一批「記者證」給部分非常出位的示威常客，情況亦令人關注。記者證可以自由出入警察所設的限制區域，是多年來傳統媒體的自律所得獲得的信任，如果部分 「民媒」自詡 「記者大晒」的心態去破壞行業的工作時必須中立的專業操守，最終迫使政府放棄對傳媒的信任，這只會影響傳媒監察政府的能力，得益的是誰顯而易見。

（作者為香港攝影記者協會主席）

文：蕭文超

圖：路透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