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ew finder﹕find a view﹕向老照片致敬

原文刊2013年9月15日明報

【明報專訊】報紙上報道大學生在西鐵玩「拉龍」被網民批評幼稚的新聞，提醒我又到了o’camp旺季，每年這時候都會到母校與一眾剛入讀新聞系的學生進行學前輔導，說說做記者的苦與樂。其中一名同學將攝影記者的印象與戰爭畫上等號，問我有沒有去過敘利亞採訪，弄得我良久沒能夠作出適當反應。回想之下，自阿拉伯之春伊始，戰爭類的新聞照片從無間斷，資訊爆炸彷彿令人進入了麻木狀態，人們開始不把戰爭當是一回什麼大事，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攝影記者冒生命危險拍回來的照片又有什麼實質作用呢？

當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美國第一位黑人總統於9月11日在白宮發表全國講話，要求國會支持對敘利亞採取軍事行動的同時，第25屆法國國際新聞攝影展正值展期，歷史上有名的戰地攝影記者的紛至沓來，他們的照片再次成為展覽的主角，提醒我們戰爭的殘酷。

戰爭新聞照真能改變世界？

現年77歲英國著名戰地攝影記者麥庫林（Don McCullin）在展覽分享會上談到他對戰爭照片的厭惡到了無法忍受的地步，「At the end of the day, after years and years of assuming you can steal the pain of people in your pictures and the suffering of soldiers, civilians and starving children and dying children that drop dead in front of you, you have to suffer the shame of memory and then you have to somehow live with it, sleep with it, understand it without trying to become insane」，他對戰爭新聞照片之於改變世界到底有何作用提出大力質疑，更表示不想再看到攝影記者為拍得震撼的照片而命喪戰場。然而在越戰時擔任《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圖片編輯的John Morris則用艾迪‧亞當斯（Eddie Adams）的照片提出相反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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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當斯的「西貢槍決」為他帶來了普立茲新聞攝影獎，1968年他跟隨一名南越警上尉貼身採訪拍攝，在西貢街頭這名警察突然對一名越共疑犯拔出手槍，而亞當斯亦反射式動作隨即舉起相機拍攝。亞當斯當時對此照片不以為然，只不過越戰中尋常一天一名越共疑犯被槍決。然而隨之而來的批評是他為何沒有制止殺人行為，而照片中的警察亦受到相當大的輿論壓力。亞當斯對此感到相當沮喪，他不希望人們只記著這幅相片，更希望世人把眼光放在他另一幅拍攝越南船民的Boat of No Smiles，因為這幅相片後來促使美國政府開放讓超過20萬的難民進入美國，亞當斯為到這幅照片的作用感到欣慰。

Bang Bang Club攝記背後的故事

當然不是每名攝影記者都像亞當斯一樣能從苦難照片中找到撫慰，電影Bang Bang Club以4名攝影記者為主角，講述這4人在南非第一次民主選舉前的3年期間拍攝國內種族衝突，當中的經歷或許可以讓普羅大眾窺探一下戰地攝影記者的生活和照片背後的故事。最為人熟知的Kevin Carter因拍攝「蘇丹的饑餓」獲得普立茲新聞獎，但最後因濫藥及經濟問題自殺；Greg Marinovich在拍攝戰爭中曾經3次遭受槍傷；Joao Silva於1991年開始為《約翰內斯堡星報》擔任攝影記者，記錄南非種族衝突，在2010年拍攝阿富汗戰爭期間失去雙腳。縱使無數名戰地攝影記者為歷史留下了人類犯罪的證據，但戰爭仍是日復日年復年地永無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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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來說，香港自日本侵華以來就一直太平，六七暴動算是最動盪的日子，2005年的世貿會議不過是小菜一碟，縱使如此，攝影記者仍然用鏡頭把香港的歷史記錄下來。新聞教育基金今年2月獲政府批出中環必列者士街街市成立「香港新聞博覽館」，見證香港歲月的老照片就能永久安身立命為我們的歷史作見證。作為傳媒的一分子，我當然樂見事成，惟希望科技發展將印刷傳媒淘汰進入博物館的日子不要太快到臨。

（作者為香港攝影記者協會執委）

文 何家達

編輯 蔡曉彤

原文刊2013年9月1日明報

【明報專訊】伊朗是世界上現存最嚴格執行新聞審查的國家之一，打開當地報章，偶然會發現圖片上被粗糙地塗上厚厚的一層黑色油墨，左一畫、右一筆，通常是剛好遮住了女性的胸口、肩頭和大腿等身體部位，硬生生為圖中女性遮上了她們沒有穿好的「黑色長袍」。圖片被加上了醜陋得像小孩子塗鴉般的「神來之筆」後，照片依然獲准以這樣逗趣方式發行。

　讀者天天看著迷人少女和她身上那一片引人入勝的墨黑色油彩，無時無刻都知道他們並不自由，當地的審查組織Nashravaran Journalistic Institute，非常盡責地檢閱所有進口的報紙雜誌，並審查刊物內的文字和照片，過濾掉不符合國情的內容，特別在政治、宗教和女性身體方面更不遺餘力地盡力打擊。

緬甸放寬監管？罰款代禁印

除了伊朗的黑色油彩，其他地方的審查亦各適其適。在過去50年，未改革前的緬甸是一個連「審查」一詞都禁止出現的國家。在首都仰光的新聞審查辦公室，一群工作人員以紅筆圈起任何可能冒犯軍政府的內容，由報紙到電話簿，只要提及反對派、貧困，以及舊國號「Burma」等都要畫上紅色大交叉，表現這些內容禁止付印。當地報章對這情況見怪不怪，通常會以後備稿件填補被審查的空缺。由於審查需時，這些報章只能以周報形式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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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軍政府推動民主化，逐漸放寬了新聞審查制度，2012年緬甸首席審查官U Tint Swe正式對外宣布，不會對任何國內刊物進行新聞審查。但這是否代表政府放寬監管？答案似乎還不怎麼明顯。報刊依然要事先繳交500萬緬元（約5,716美元）的保證金，若報刊出現違法行為時，該筆資金將被用作為罰款。面對罰款，有報章編輯曾坦言只好細心地自我審查，直至有天這條隱形審查線正式消失為止。

土耳其：全球最大記者監獄

亦有國家更直接更野蠻地拘捕記者，像港人歐遊的其中一個熱門地點土耳其。這個歐亞交界的伊斯蘭國家，沒有帶頭巾的黑衣女人，也沒有塗上油墨的新聞相片，報紙檔可以隨意販賣世界各國的報刊。但當本地報刊報道任何不利政府的新聞時，政府選擇的是直接拘捕該記者。早前就有記者因為報道被取締的庫爾德工人黨有關的新聞，而被控恐怖主義的罪名。新一輪反政府示威期間，再有64名記者因報道而被捕。有人權組織披露去年土耳其有95名記者身在獄中，今年則減少至67名，土耳其依然擁有全球最大的記者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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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媒審查：重要新聞被消失

當我們一面批評其他國家稀奇古怪、蠻橫無理，一面會慶幸這些新聞審查離香港很遠，但其實不能高興得太早。香港媒體自我審查，近年也不時成為國際焦點。好像在2010年，美國國務院在人權報告就點名提及《無線電視》和《君子》雜誌，在處理六四事件新聞時自我審查。

發展至現在，讀者和觀眾對某些媒體的報道出現質疑已屬等閒之事，在一片嘲笑和責罵聲中，自我審查的情況已正式抵陸香港。這種審查並不像伊朗出現的黑色油彩、不像緬甸的紅色交叉、也不像土耳其般出現記者監獄，但卻能無形無式地悄悄令重要新聞事件消失。雖然就此斷言香港新聞自由已經瀕臨死亡是有點誇張，但試想想，擁有數百萬觀眾的媒體，假如「自動波」地粉飾太平，甘願當「過濾器」把某些人不喜歡的新聞過濾掉，令觀眾不能掌握社會問題的全面真相，也許比明刀明槍的審查來得更難以防備。

“Journalists wearing masks wait behind a fence outside a hotel in which 200 guests and 100 staff were ordered to stay in Hong Kong”

觀眾讀者用行動施壓

雖然眾多傳媒老闆與商界和政府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有些更直接居政協要職，但在維護新聞自由這場戰爭上，讀者還是可以發揮關鍵性的作用。始終傳媒的影響力，全靠其觀眾和讀者的多寡來決定，沒有公信、沒有大眾授權的傳媒，對社會輿論所發揮的力量亦有限。假如公眾珍惜香港這彈丸之地僅餘的可貴價值，除了業界必須堅持之外，希望精明的觀眾和讀者亦會得用行動投票，謹慎選擇。

　（作者為香港攝影記者協會主席）

文：蕭文超、圖：網上圖片、路透社

編輯 蔡曉彤

原文刊2013年8月18日明報

文：何家達
圖：林宇翔、熱血時報、資料圖片

8月4日有家長組織在旺角行人專用區舉辦集會，批評林慧思老師與警察爭論執法準則時說了句粗口，引發支持警察與反對警察的兩批市民在街頭對罵。集會中粗口橫飛，兩個陣營的支持者短兵相接，火頭處處，混亂中更有支持警察的集會人士多次推撞《壹週刊》及《明報》攝影記者，而在現場原本負責維持秩序的警員竟然沒有履行職責，讓人失望。8月11日梁振英出席天水圍地區論壇，場外聚集大批惡形惡相大漢，光天化日眾目睽睽下施施然襲擊反對者，在場維持秩序的警員多次目擊事件發生，卻只是待襲擊事件發生後才慢條斯理地分隔雙方，不禁讓人對警隊的執法尺度產生疑問。

筆者曾經任職《明報》攝影記者，最近無意翻看《明報》50周年特刊，找到分別由當時仍是政務司長唐英年，以及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對傳媒的評價與看法。此時讀來別有一番感受。  

唐英年寫到：「《明報》人對發掘真相的執著和義無反顧，對新聞取材和角度的獨特見解——如為什麼要報道這宗新聞，曝光的時機和篇幅，採用的角度——偶有『不按常理出牌』之舉。這一方面突出了新聞工作者搶新聞的本能，另一方面也予人一種在新聞自由的底線游弋的感覺。」「我作為局中人，深切體會到政府這台大機器必須瞻前顧後，平衡各方的種種『掣肘』」「好幾次在早餐桌上讀到《明報》對我不留情面的批評，多少有點影響食慾。但明白到從政不是請客食飯那麼簡單，只好視之為修煉寵辱不驚的一杯苦茶。」

梁振英則寫到：「大眾傳媒的社會作用不止是報道新聞，有心無意之間還有思想導向（thought leadership），報紙在這方面的作用尤其明顯。因此每當我鼓勵香港的青年人出外遊歷，我同時建議：每到一地就買幾份當地暢銷的報紙，看看新聞內容，認識當地社會狀，看看編採手法，也可以了解當地的風俗和意識形態。」「報紙不是一般商品，傳媒產業和傳媒事業，一字之差，天淵之別。傳媒事業是一個社會的文化、新聞、道德事業的總和。事業的發展和產業的經營如果出現缺口，社會是不是應該想想辦法？香港社會近年來在各個環節大有進步，應該給予傳媒事業更大更好的發展空間。」

《明報》是率先爆出唐英年大宅僭建事件，攝影記者絞盡腦汁拍得一幅引證大宅泳池底部存在空間的照片，間接證明了唐宮僭建圖則的真實性。唐英年的早餐桌上又多了一杯苦茶，甚至可能是一杯令他未能登上特首位置的苦茶。

梁振英上台後，民間對立情緒迅速升溫，「愛字頭」親建制團體與反對派之間的肢體衝突之頻繁尤為明顯。這類團體以謾罵形式對抗反對聲音，更將矛頭指向對政府批評力度較大的媒體。《蘋果日報》一名攝影記者曾經在灣仔採訪愛港力街頭活動時被數名成員包圍指罵，NOW新聞台攝影師在採訪支持梁振英遊行時被愛港力成員揮拳襲擊，在在顯示記者開始成為親建制團體對異己聲音不滿的發泄對象。梁振英更於上星期出席地區論壇時不點名批評報章報道「反智」。讓人氣憤的是，梁振英於參選特首時曾簽署了記協的《新聞自由約章》，然而他任期內向傳媒製造白色恐怖與縱容傳媒受襲的事件卻日益嚴重，實在讓人猜疑特首對捍衛新聞自由的誠意與決心。

記者的存在價值之一就是監察政府的權力，以致發揮制衡作用。8月11日地區論壇外的襲擊事件如果沒有攝影記者的照片作為證據，社會如何能夠知道香港的言論自由已經淪陷至用拳頭消滅異見？小朋友在電視新聞鏡頭前侃侃而談高呼被襲，但新聞照片卻顯示他反而是用水樽行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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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27條訂明香港居民享有新聞自由，而在日常生活當中新聞自由如何獲得保障，很多時候都要依靠警察協助或配合。網上有短片拍得一名攝影記者在拍攝香港青年關愛協會人士與法輪功的爭執時，被青關會人士包圍法並以粗口指罵，在場的警員竟然以「影完就走喇」這種所謂「息事寧人」的方式勸記者離開，而不是制止罵人一方，試問採訪自由如何獲得保障？市民當然不會相信梁振英會直接向警方下達政治指令，但警員在處理牽涉政治性質的糾紛時卻常常表現得犬儒，不禁讓社會大眾感覺表達自由被抑制。

香港攝影記者足跡走遍全球，從神秘的北韓、伊朗，到四川地震，日本、南亞海嘯，馬尼拉人質慘劇，甚或至梵蒂岡、北極都曾留下過見證。香港市民擁有專業的眼睛帶他們看盡世事千帆，卻在自己家園屢次遭受無形勢力打壓欺凌，實在是無限唏噓。維護市民知情權，願此歪風不再滋生，望梁振英兌現捍衛新聞自由之承諾。

（作者為香港攝影記者協會執委）

view finder﹕find a view — 新聞相片內的炸雞

(原文刊2013年8月4日明報)

【明報專訊】韓亞航空在舊金山失事，兩名中國學生死亡，滯留的江山中學師生在經歷生離死別之後，終於在鏡頭下回到學校與守候的家人團聚。但在這樣的災難新聞之中，電視台出現了一個十分奇怪的畫面：一個個下車的學生，手上都捧住一大桶肯德基炸雞。學生個子不高，令載滿炸雞的彩色大膠桶特別搶眼。這桶炸雞一直緊隨學生出現在隨後畫面，夾雜在哭哭啼啼擁抱回家子女的家長之間，形成了強烈的「怪雞」對比。

事後我做了些資料蒐集，只有零星傳媒有提及炸雞的出現，據報那是當地政府部門為災後學生所準備的。但情況到底是政府善意地用美式炸雞桶來安撫學生，還是有商人借機贊助宣傳，實難以求證。從客觀效果來說，這段片段恍如在災難新聞中加入了一個「植入式廣告」，這類偽裝的宣傳畫面，在電影橋段中並不陌生，但原來也充斥著每天的新聞影像及報紙圖片，問題是攝影記者和讀者有沒有察覺？

美國報業大亨William Randolph Hearst曾經說過「新聞是某些人不想被人發表的東西，其餘的都是廣告」（News is what somebody does not want you to print. All the rest is advertising）。我們每天翻開報紙，看到五花八門的資訊，但這些資訊其實大致可分類為新聞、資料、廣告這幾類。在上一代的社會，新聞和廣告之間劃了一條楚河漢界，互不干犯，但這種情在近年已開始轉變。除了近年興起以「新聞」方式撰寫的廣告外，更興起一種媒體配合商業與政府，以新聞來呈現廣告的「置入性行銷」。

打開一份報紙，圖片總是首先吸引眼球的元素。所以這類行銷亦向新聞圖片埋手。財經版的照片通常最常見被置入，例如「XXX省傳媒考察團」、「樓盤開售」、「某某度假村酒店開幕」和「專訪公司管理層」，這類新聞都會配上大量照片。但這些照片很多時都是因應版面需要而拍攝，部分是因應廣告客戶要求而安排，純粹表達出某酒店或某樓盤的優點。這些照片不難分辨，因為很多都是賣廣告賣得很明顯。但透過照片作宣傳的方式有時可以較高明，而且不只局限在財經版面。

是廣告還是新聞？ 難辨清

「黃色巨鴨訪港」是商場舉辦得十分成功的推廣活動之一，把尖東商場的人流帶旺幾倍，有報章連續多天追訪報道，但亦有電視台對此嗤之以鼻，以不願意淪為商場宣傳工具為由，堅持一天也不報道。然而，到底什麼是廣告、什麼是新聞，有時似乎不易分辨。當一件藝術品參與宣傳活動，但竟然成為數十萬港人關注的焦點，參與活動變成一種文化現象，那現象是否已成為值得關注的新聞？這條界線又如何界定？

「置入性新聞」通常會由提供者交代一定程度的資訊，用作吸引傳媒採訪，之後用預先限定的方式向記者呈現他們安排讓讀者知道的內容。由於記者只獲提供局部的資料，相機拍到的地方亦屬預設畫面，也許報道結果仍帶一定程度的新聞資訊，但背後還是帶有軟性宣傳的效果。

政治軟性宣傳照

當然，置入宣傳不只限在商業攝影，在政治舞台亦被廣泛應用，而且由來已久。首先出現腦海的例子，遠一點有毛澤東的軟性宣傳照片，近年一點有喜歡外界看到他們閱兵的北韓父子金正日和金正恩。

最廣為人知，就不得不提俄羅斯總理普京。他特別陶醉自己的強人形象，於是透過國營媒體發布的照片，全都是他山下海、打虎、獵豹、潛水發現古希臘陶罐等「超人」造型。直至上年終於公開向記者承認照片都是造假，全部是他自導自演的驚險演出。這些政治置入照片，當然是希望透過利用傳媒向讀者灌輸一定的價值，如「親民」和「活力」等。

由第三方提供的圖片，傳媒無法親自派員採訪求證，背後當然有政府計劃好的原因，但其實記者就算可以採訪，也不能對所見所聞完全中立。以採訪北韓為例，攝影記者能到達的地方完全自主，開放給記者的活動，例如領導人的活動、隨軍採訪等，背後一切都屬預先安排。可以看見的，可以報道的，全都在限制下之發放，記者幾乎只能從有限的角度去拍攝和採訪，而且這些都是國家和商家的計劃之內。

這些圖片，呈現的都是「真實」，因為任何沒經改造的圖片，必然是某一部分的現實追溯，在拍攝當下的一瞬間還是發生過。

一個稱職的攝影記者，應該盡量找機會，擺脫「導演」指示或外在介入，用批判思考去與局限搏鬥，在照片中表達出具新聞意義的角度、內容和價值觀。就算最終無法衝出國家、公關的安排，亦要坦白向讀者交代影像只是「局部的真相」，讓讀者知道拍攝背後的限制，自行判斷分析眼中所見的圖片，這樣才算盡了傳媒的天職。

文：蕭文超